在“老协和”的历史中，有一项成果特别引人瞩目，这就是刘士豪和朱宪彝命名了“肾性骨营养不良”这一疾病。

       由于他们把这一类特殊的疾病从骨软化症 / 佝偻病中区分出来，并施以相应的独特治疗，使得全世界医生对这一疾病的理解和诊治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有关这一命名的论文，首先在1942年4月以短篇形式发表于著名国际期刊Science，次年以59页长文的形式发表于Medicine。

       刘士豪和朱宪彝在我国内分泌学史上都是奠基人和开拓者的地位。刘士豪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第2届毕业生，朱宪彝为第7届毕业生，毕业时在各自年级均以总成绩第一荣获文海奖，其天资聪颖可见一斑。刘士豪1941年成为第一个协和毕业生中的协和内科教授，后来曾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1958年主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内分泌专科——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此后他在我国率先尝试建立了胰岛素的放射免疫测定法，将临床内分泌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朱宪彝长期跟随刘士豪共同进行钙磷代谢研究，直至1951年去天津创建天津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工作重点放到了克汀病的防治中，也是成就斐然。

▲ 刘士豪（右）与朱宪彝（左）

       北京协和医院的平台是刘士豪和朱宪彝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早在1920年，时任协和妇产科主任的马士敦(John Preston Maxwell)就在山西开展了骨软化症患者的代谢研究，因为合并妊娠的骨软化症往往造成女性因为骨盆畸形，继而导致难产，需要妇产科紧急处理。马士敦于1925年发表《中国的骨软化症》一文，详细阐述了中国骨软化症的诊治状况。当时骨软化症在我国华北地区非常普遍，对育龄期女性造成的影响尤其严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自然也成为北京协和医院临床研究的重点。同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关钙磷代谢的研究正在哈佛医学院富勒·奥尔布莱特(Fuller Albright)教授的带领下方兴未艾。在20年代中期，北京协和医院成立了代谢病房和代谢实验室，为骨软化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平台。

       刘士豪对钙磷代谢的兴趣由来已久。他在医学院学习时就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了一篇维生素 D 治疗骨软化症的病例报告。毕业后他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先后担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再赴美学习、做科研，1930年回到协和即加入韩诺恩(R. R. Hannon)的团队主攻钙磷代谢。其后朱宪彝、王叔咸、周寿恺先后加入钙磷代谢研究团队。1934年韩诺恩离职返美以后，刘士豪成为该团队的核心。从1930年至1942年，这一团队以“骨软化症的钙磷代谢”为题，先后发表了13篇重要论文，对我国当时骨软化症患者的各种状况达到了全面理解的深度。后来钙磷代谢领域的权威帕菲特(A. Parffit)著文指出：“北京协和医学院三四十年代有关钙磷代谢的文献构成了现在一切研究的基石。” 协和的钙磷代谢团队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代谢平衡法。该方法要求对患者摄入和排出的钙磷进行精细测量，然后观察不同干预措施下钙磷排出的变化。这样，每例患者的每份膳食都需要营养部提供相同的双份，一份供患者食用，另一份送实验室处理后测试钙磷的精确含量。同时，患者的尿液和粪便也需要分别收集后精确测量钙磷总量。通常每4天为一个代谢期，然后改变治疗措施来观察尿液和粪便中钙磷的变化，再通过这些变化分析患者的病因并提出最佳治疗方案。这一研究方法在钙磷代谢的研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刘士豪和朱宪彝发表在Science上的文章

       当然，这一方法对数据精确性的要求非常高，这就需要采集数据时的严谨科学态度。有一次，一名住院患者进餐时不小心把一小团米饭掉在地上，刘士豪立即把这一小团米饭捡起，拿到实验室用天平称量后，通知营养部让患者补餐等量米饭，保证测得的代谢数据可靠。

▲刘士豪在做实验

       基于对各种骨软化症患者精确的数据监测研究，刘士豪和朱宪彝发现几例患者与众不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先有肾衰竭再出现骨软化症的表现。如果患者是儿童，出现的临床表现就不仅是骨软化，还有生长速度缓慢、性腺不发育等一系列生长发育障碍。当时，对这类疾病的认识就是用维生素D治疗效果不佳，而且这类疾病在命名上十分混乱，有肾性佝偻病、肾性侏儒、肾性性幼稚及肾性纤维囊性骨炎等。刘士豪和朱宪彝认为这 4 种命名均不准确，于是提出一个新词——肾性骨营养不良(renal osteodystrophy，ROD)，又称“肾性骨病”，后来很快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命名“肾性骨营养不良”的意义绝不仅是它表述准确，更是因为刘士豪和朱宪彝发现这类患者可以用双氢速甾醇治疗。他们以代谢平衡法得到的精确数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改变了对这类患者的治疗方法，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