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2版 2007年12月21日纪念张孝骞

 

15、一代名医张孝骞

——写在纪念张孝骞教授诞辰110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林夕夕

 

    1981年9月23日的下午，为了庆祝张孝骞教授从医60周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在政协礼堂举行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送来了贺信。邓颖超、陈慕华、康克清、王首道、钱信忠等领导同志、以及首都和外地的医学界代表2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上，邓颖超亲手把一只用鲜花编成的花篮赠给了张孝骞。

    一个医生，用60余年的医学实践，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

    医生本色

    张孝骞是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西医学的先驱，而他自己说得更多的是，“我是一个医生”。

    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病房住进了一位病人。他下肢沉重，活动困难达三年之久。医生们诊断的结果是，腰肌劳损、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软化症。经X线摄片，发现病人的骨盆、双手、腰椎等部位呈普遍骨质脱钙以及病理性骨折状。他按常规服用维生素 D 和乳酸钙、磷酸盐以后，症状未见好转。这使大夫们感到困惑。

    张孝骞被邀来会诊。他询问了病史，认真翻阅了病历，决定亲自为病人作一次查体。突然，张孝骞在病人右侧腹股沟处发现了一个不大的肿物，而这个肿物此前没有引起大夫的注意。张孝骞仔细检查了肿物的形状、大小和硬度，对在场的大夫们说：“这大概就是病根！这个肿块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类物质，导致钙磷代谢的异常。”

    医生为病人切除了肿块。术后，患者的骨症状很快好转，周身疼痛症状也逐渐改善。病理诊断证实，肿物为一间叶瘤。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病例，在这以前的世界医学文献中，总共只有过7次报道。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协和医院来了一位女病人。症状奇特，一患感冒就休克。在其他医院会诊时，诊断为肝功能不正常，因而被认为患了肝炎。来到协和后，张孝骞为她作了检查，怀疑过去的诊断，却一时下不了决心。

    张孝骞反复端详这位病人，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于是问：“你过去来协和看过病吗 ?”

    “来过。”病人回答说，“不过，那是30年以前的事了。”

    “当时是来看什么病呢 ?”张孝骞一边回忆着，一边又问。

    “因为难产，请协和的医生到家里诊治过。”

张孝骞记起来了。那是抗战之前，这个病人是因难产而接受治疗的。那时，因失血过多自己还为她输过血呢！可是，30多年过去了，那时的病历也已荡然无存，借鉴病历进行诊断，已经不可能了。

下班以后，他怀着侥幸心理，在家翻箱倒柜地寻找起来。因为多年来他形成了一个习惯，门诊或查房时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把一些临床病例扼要地记在上面。

    一大堆纸质变了色的小本子全都摆到了面前，他一本一本地仔细翻阅着，一直到深夜，仍没有找到这个病人的记录。家人都已入睡，他却没有丝毫倦意。他终于想起来了——那次难产曾经有过大出血，这会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机能减退，因此造成了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应急反应的缺陷，在受到紧急感染时，就可能发生休克。病人的阳性血清浊度试验，正是甲状腺机能减退、血脂质增加的结果。

    第二天，一个新的结论写进了病人的病历：席汉氏综合症。于是，病人服用了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作替代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有一位病人因痰中带血、下肢浮肿入院。化验结果是，尿中有红血球。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症。张孝骞参加了会诊，在对病人做了初步检查后，同意了这个诊断。回到办公室，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他想，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个诊断是没有问题的，但会不会有例外？第二天他又到病房为病人作了一次检查，发现病人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发现病人不是患的肺—肾出血综合症，而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是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种脏器损害，给人以假象。后来，按照新的诊断结论进行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因为没人说得清，60年来张孝骞挽救了多少患者的生命，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

    人格魅力

    一大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跟着张孝骞查房，他们自觉地按着资历的深浅，保持相互之间的距离。但常有这样的事：张孝骞会忽然钻进卫生间，只是去拧紧一个滴着水的龙头，或是去关掉一盏通夜未熄的灯。张孝骞的细心让巡回查房的队伍有点不知所措，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怪癖，但更多的人则是感动。

    张孝骞对自己严格要求近乎刻板更是有目共睹。

    张孝骞的衣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家人的手工制品。有一次，妹妹看到他的衬裤太旧了，要换，他不肯。湖南人脾气躁，妹妹一急之下把旧衬裤撕成一条条的。张孝骞还是舍不得扔，要夫人再给补一补。协和医院司机班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们，就怕接张孝骞上班。你只要迟到一分钟，不管刮风下雨，这个倔老头就拎着拐棍自己走了。这种无声的抗议，小伙子们消受不了，宁肯早来十分钟。

    他当了学部委员后，每月有100元的津贴。他不收，硬要将这笔钱退给中科院。中科院不同意。他就把这笔钱专折存入银行，直到1966年，他把存折上的13000余元全都上交。

    1964年，他的儿子友会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医学科学院的领导找到张孝骞教授征求意见。张孝骞冷冷地说：“如何安排，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将他安排到协和。”就这样，他身边惟一的一个孩子，被分配到了刚刚成立的实验医学研究所。

    1979年夏的一天，张孝骞突然对内科的同事说：“我准备到上海去休息一段时间，科里的事情，你们暂时分担一下。”

    大家觉得奇怪，张孝骞在内科工作了几十年，从没有主动提出过休息。有好心人劝他说：“张主任，您要休息，不能选择这种热天往上海跑啊!”

“不，我必须离开北京。”。

    后来，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在当年报考医院内科的研究生中，有一个叫张振新的学生，是张孝骞的孙子。张孝骞怕留在这里，会给阅卷、录取工作带来不便，因而刻意回避。

    因为是“反动学术权威”，“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的家被抄了3次。他被频繁的批斗，然后去扫厕所。

    张孝骞弄不懂这场运动的意义和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造反派”却比他要精明得多。他们以敏锐的“嗅觉”和惊人的“智力”开始了严密的推理：张孝骞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内科医生，给许多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看过病，这些领导干部无论属于哪一个司令部，他们的健康状况无疑是重要的政治资本。于是，提审开始了。

    “老实交代，你过去给哪些高级干部看过病？

    张孝骞低着头，一言不发。

    “他们的病历放在什么地方？快交出来!”

    张孝骞还是低头不语。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张孝骞！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塑料管、钢丝锁伴随着咒骂声雨点般地落到了张孝骞的身上。

    他忍受着疼痛和屈辱，心里默念着：医疗资料，是医生在履行职责时记下来的。我有义务替患者保密……

    1968年4月，张孝骞被投进了“牛棚”，长达九个月之久。

    这个曾经解答过医学中的许多重要难题，诊断过无数疑难病症的学者，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却显得那么迷茫。但他坚守着一个医生的良知，无论受到怎样的侮辱和恫吓。

    周恩来总理一直没有忘记张孝骞。

    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雨暴风狂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通知，请张孝骞去给他看病。那是对张孝骞无言的关爱和保护。1970年，张孝骞又一次接到了周总理的通知，指定他出席欢送医疗队到西北去的大会。从那以后，他才恢复了丧失四年之久的人身自由。

    1974年，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得知年近80的张孝骞仍步行上下班，便叫卫生部解决其的用车问题。

    “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四人帮”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强迫张孝骞写文章“批邓”，被张孝骞拒绝。他们自作主张，用张孝骞的名义写了一篇污蔑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关人员虽然对张孝骞表示了歉意，但却始终未公布事实真相。张孝骞撰文说明原委，同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邓小平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托人带信给他，让他卸掉思想包袱……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在张孝骞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也更坚定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

    南下与北上

    那是1936年7月，“九一八”以后，日寇节节进逼，华北已半沦于敌手，国亡可虑。看到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担心北平终将沦入敌手，张孝骞不禁忧心忡忡。

    此时，同协和医院的四年聘约月底到期了，医院又递给了他一份延期四年的聘书。何去何从？在痛苦思索中，张孝骞突然接到湘雅医学院院长

王子  聘书，诚恳邀请他回母校担任教务长兼内科教授。

    母校的来信，无疑给正在徘徊踯躅的张孝骞带来了一线希望。他把协和、湘雅两份聘约捧在手上，不断的交换着，他将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中国。沦陷。亡国奴。.....”这些残酷的字眼就像苍蝇一样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那痛苦的心在悲愤中颤抖着。

    “不！”他下定决心，决不在敌人铁蹄下生活和工作！于是他开始积极准备南下，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去。

    他找到主持内科工作的美国人狄瑞德说：“我要离开协和。” “为什么?”狄瑞德愕然了。

    “北平即将沦陷，我不愿在沦陷区工作。”

    “可我们正准备再聘你四年啊！你在消化系统的研究刚刚有了起色。你这么一走，事业会前功尽弃!”

    1923年，协和医院开办了一个短期内科进修班。张孝骞离开湘雅，离别了妻子周淑莲和一双儿女，只身北上，参加了进修班的学习。没想到，这次进修，竟成了他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他在协和一干就是13年。

    他很快被提升为总住院医师、讲师，两次到美国进修。《测定循环血容量的一氧化碳法》和《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两篇论文在美国引起轰动。30年代初期，他受命在协和创立消化专业组，并很快取得进展，发表了多篇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其研究成果被收入医学教科书，他被提升为助教授，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国难当头，个人的前途已经没有意义了。”

    “协和是我们美国人办的医院，日本人岂敢碰他?”

    “日本想独霸中国的野心路人皆知，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

    “那么，什么地方是避风港?”

    “我想回湘雅医学院。我不是想逃避，只想找

一个地方去尽一个中国医生的职责。”

张孝骞要离开协和的消息，很快成了医院的一大新闻。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张孝骞做得对，有人说，张孝骞神经过敏，也有人说，张孝骞干了一件傻事，抛弃协和的优厚待遇，将来会后悔莫及的，也有人计划效仿张孝骞，愤然离开这座城市……­

    1937年7月14日，张孝骞抛弃了他在北平的家，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离别了生活了13年的协和，绕道山西大同、太原，回到湖南。

    不久，长沙遭到日机的轰炸。湘雅人心惶惶，大批医务人员外流，他临危受命，出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在国破家亡的艰苦岁月里，张孝骞呕心沥血，率领湘雅师生，将湘雅医学院先由长沙迁往贵阳，又由贵阳迁往重庆，历经磨难，几经辗转，克服重重困难，终使这所名校在战火中保存了下来，并为抗战期间培养国家急需的医务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春天，张孝骞辞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职务。不久，两封聘请信就摆到了他的面前。一封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写来的，邀请他到那里去当教授。另一封是北平协和医院写来的，邀请他回协和去主持内科的工作。

解放战争的炮声正震撼着我国北方的山河。北平的国民党守军岌岌可危。张孝骞要离开风平浪静的长沙，迎着炮火北上的消息，又在校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张孝骞是一个不轻易改变主意的人，他还是决定去协和。有个朋友对他说：“现在时局不稳，许多人都南下，您却偏偏要北上，你了解共产党吗?”

这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那时张孝骞对共产党并没有认识，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不喜欢国民党。他说：“我不懂政治，但若国民党垮了台，我是会拍手称快的 !”

    不久，张孝骞同妻子踏上从长沙奔赴上海的旅途。由于平汉铁路已不通车，他们只得绕道上海，再乘海轮赴天津，赶赴北平。

    建言献策，桃李满天下

    新中国成立了，百废待兴。张孝骞欢欣鼓舞之余，开始为人才奇缺发愁。招人，培养人，是新协和医疗和教学工作的当务之急。

    张孝骞想到了留居国外的同事，一封封充满着热情和希望的信飞往纽约、费城、芝加哥……

在他的感召下，许多朋友从南方，从海外，来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初具规模，先后成立了消化、心肾、传染、血液、呼吸等几个专业组。医学院的教学工作也较快地走上了正轨。1952年，恢复后的医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走上了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战线。

    1952年，协和医学院被划归军委建制，并从1953年春停止招收医学生，向干部进修学院过渡。从军队选派来的进修生水平差别甚大，有的是正规院校的毕业生，有的则只是卫生员。这不仅给开班授课带来困难，而且使培养高级医务干部的目标无法实现。

    对此，张孝骞一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新中国需要一所较长学制和高水平的医学院，以培养较高水平的医疗、教学和科研人才。

    在1957年那个特殊的年代，身为政协委员的张教授以极大的勇气上书中央，阐述了恢复中国协和医学院长学制（八年制）的医学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建国以来，由于国家的迫切需要，医学教育不得不照顾数量，缩短年限，因而降低了质量，这是一时的权宜，原是迫不得已的。其中主要的缺点是在错误地强调了全国医学教育的一致性，没有在某些具备条件的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医学生。这个错误的影响，在医学科学研究亟待展开的今日表现得特别明显。”

    张孝骞的建议，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1959年，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同意张孝骞的建议。卫生部、北京市委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共同研究决定，同意以原协和医学院为基础，恢复长学制教育，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张孝骞被任命为副校长。“文革”后，他曾再次上书呼吁恢复协和八年制医学教育，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并批准。

张孝骞不仅是一位卓越的临床医学家，也被医学界公认为是一代宗师。他的科学的治学精神、严谨求实的作风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

    内科大查房是张孝骞倡导和一贯坚持的。北京协和医院张芬兰医师至今仍记得20多年前内科的一次大查房。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下午，协和医院内科即将举行每周一次的大查房，准备讨论一个疑难病例。这时，使大家感动的一幕出现了：耄耋之年的张老带着助听器，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拿着送做检查的痰标本瓶来到了现场。

    张老刚出院没几天，又值盛夏，有人曾劝他说：“这个病人您已经看过了，这次主要是请外科医生一起讨论，有无手术的必要，会后讨论的意见会告诉您。”

    张老说：“既然经我诊断过，病人的问题又未弄清楚，我更应该来参加会议。”为了准备发言，张老不顾80高龄，体弱多病，在前一天晚上查阅了许多资料和文献。

    张老走到黑板前，仔细地阅读了写在上面的病情介绍和各项检查结果，并再次看了病人的X线照片。随后，他坐在前排凳子上全神贯注地听取大家的发言。之后，他兴致勃勃地站了起来，说：“我很想向大家多学习学习，可惜这里的杂音很大，即使带着助听器，听到的多半是杂音，大家的发言我只听到一小部分，很遗憾！这个病人的病情复杂，矛盾很多，究竟那个是主要矛盾？……记得尿的PH值是6，不知后来是否复查过？”（有医生回答：“复查过两次，结果都是6）张老接着说：“那很可能是有肾小管酸中毒，这个病可以引起肾结石……我倾向于某种免疫性疾病，白塞氏病可能性大，我不能绝对有把握……”。张孝骞言简意赅，发表了很有见解的诊断和处理意见，在场的年轻医生都深受教育和感动。张孝骞就是在这种大查房中，将他多年积累的经验一点一滴地传给下一代。

    张孝骞把对医学事业的爱更是倾注在对年轻医生的培养上。

    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原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潘国宗二十世纪60年代是张孝骞的研究生，他回忆说：

    张主任要求课题一定要有新意。在我认真读专著、进修学习后，他建议我选择“加大组胺胃酸分泌试验”做我的研究生课题，并问我怎么看？

    张主任的话激活了我的思维。通过读书，使我很清楚胃酸分泌的研究背景，了解近百年来该研究的来龙去脉，懂得从历史的跨度去看问题：加大组胺胃酸分泌试验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比过去胃酸分泌的试验准确，能测定胃液的酸量，可重复性较好，而且根据检测的胃酸量，可估算人体分泌胃酸的壁细胞的数量，从而对一些酸相关性疾病的诊断、治疗有参考意义，这在过去的胃酸分泌试验是做不到的。但国外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那么我做这个课题的新意在哪里？张主任认为该课题有临床实际意义，可填补国内的空白，具有中国特色，这就是一种新意。我还想：胃酸分泌和壁细胞的数量有关，但过去在临床上一直没有方法来预测壁细胞的数量，现在有了这种可能，是否在我的研究中增加一项，观察国人最大酸分泌量和壁细胞数量的关系，这将是对胃分泌生理的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张主任支持了我的看法。我所做的课题内容至今仍得到认可。

    潘国宗教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张主任在课题的设计和执行上，强调科学性和严谨性。首先他要求我做预备试验，确定方法的可行性和国人用药的剂量。试验的创始者虽已证明引起成人胃酸最大分泌的剂量是每公斤体重注射磷酸组胺0.04mg，但张主任认为那是西方人的剂量，对中国人是否合适，要先做一个剂量反应曲线来验证。也就是说，对同一受试者，要用剂量递增法做若干次试验，了解引起胃的最大酸分泌反应的最小剂量。这部分研究比较麻烦，我和潘其英主治医师（我的辅导教师）都先拿自身做试验，张主任也提出愿作志愿者，但我们考虑他年纪大，未同意他做。通过预试验，我懂得了学习别国经验也要适合自己的国情。

    张主任强调研究各类病人的胃酸值必需设立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健康人对照组。胃酸是有重叠范围的，只有通过足够数量的对照研究才能划定正常和异常之间的界限。所以，我们除了观察各类病人的胃酸值外，还找了许多健康志愿者来做胃酸测定。通过这一工作使我牢固地树立研究要有对照组的科学观念。

    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鲁重美教授从医学院校毕业后做了两年病理科的医生，后来到内科做张孝骞的研究生。张孝骞要求她再写一年内科大病历。她开始觉得当实习医生时已写过大病历，不愿意再花费时间，怕因写大病历而耽误了看书学习的时间。张孝骞语重心长地说：“临床医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不能离开病人。要深入到病人中去，而不是单纯地把工夫用在书本上。”“怎样采取病史，观察病人，进行系统而细致的检查，这是临床医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正确地诊断疾病并非一件易事，需要搜集病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和疾病在不同阶段的一切表现，并正确分析与综合这些临床材料。”“写大病历的阶段至为重要，要通过它形成一种终身不改的习惯，即在诊务繁忙之中也能如条件反射般运用，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不遗漏任何要点。这种训练是短暂的，稍纵即逝，一旦落课，就无法再补，切勿等闲视之。”

    就这样，鲁重美在协和内科轮转了一年多，经治了170多位病人，写了170多份大病历。由于日常医疗工作繁忙，写大病历耗费时间，而且要求在病人入院当天的24小时内完成，她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

    在张孝骞的严格要求下，鲁重美和其他年轻医师迅速成长，在收集病史、查体、书写病历及病历摘要时，都能做到系统，完整，翔实，迅速，疏而不漏。

协和医院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精神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成为业界学习的楷模。（本文素材取自《张孝骞》一书等文章）

 

16、《九鸡图》回归记

周寰

 

    1997年3月21日，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的交接仪式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将齐白石作画、郭沫若题诗、张孝骞收藏的《九鸡图》，交还给张孝骞的亲属和协和医院。这幅名人字画在流失30年后，终于完璧归赵，其间六经倒手，加价数万，为将其索还，颇费周折。画作记载着名人一段痛楚的历史，而今忆及，令人唏嘘。名人虽故，宿愿终偿，可谓幸事，乃作此文，以为记之。

    六二年《九鸡图》贺寿

    名为《九鸡图》的这幅画，是齐白石先生91岁时所作。画面下半部有9只毛茸茸的小鸡正在撒欢嬉戏，以水墨皴染，憨态可掬。上半部则是红桃压枝，芬芳茂盛。虽只红黑两色，然一上一下，一动一静，显出勃勃生机。

    那是1962年，适逢张孝骞先生65岁寿辰和从医40周年，协和医院内科同仁决定为老主任好好做一次寿。内科党支部就此事给院党委打了一份报告。当时的院长兼党委书记林钧才，副院长、副书记董炳琨考虑到，张孝骞不仅在协和而且在整个中国医学界都是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从医40年了做一次寿也不为过。因此决定：以内科的名义召开，不要搞太大，且不能用公款。

    内科同仁知老主任素喜文墨，决定集资买一幅名人字画在庆祝会上赠送给张主任。科里委派两位懂艺术的医生到北京最有名的字画店——荣宝斋去选购。齐白石先生早于1957年作古，据说当时荣宝斋也只藏得白石先生两幅作品，其中之一就是《九鸡图》。协和同志看后觉得此画生机盎然，正合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的寓意，署名“九十一岁白石”更是绝版珍品，遂买下此画。

    大家还觉不尽意，名画若再配名人题字才更圆满。恰有位教授与郭沫若先生相熟，于是由他出面向沫若先生求字。其实郭沫若与张孝骞早就认识，1955年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苏联，郭沫若是团长，张孝骞是团员，还给郭老看过病。因此郭老闻讯便欣然提笔。郭沫若的边跋相当认真，画的右上首用大号字书：张孝骞教授惠存。下面是行草小字：教授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作者注：现称院士），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兼中国医科大学（作者注：现为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从事医学工作已40年，今年满65岁。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全体同志欲此画为寿，嘱为题笺，谨成诗一首。博粲。

    画的下首题诗曰：天上碧桃红烂漫，凤雏欢喜乐春风。医为仁术增人寿，济世同期返大同。落款：六二年冬日郭沫若。

    白石之画本就活泼有采，加上郭老龙飞凤舞的诗书，真乃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1962年12月28日张孝骞教授生日那天，协和内科同仁假四川饭店摆酒两桌为他贺寿。林钧才院长也出席并致祝寿词，席间向张主任献《九鸡图》。这份礼物实在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先生可心，洋洋喜气，充溢眉梢。看到老主任满意，与会者亦同其乐。此后张教授将《九鸡图》挂在家中最显著的位置，闲时把赏玩味，十分珍爱。

    “文革”中《九鸡图》丢失

    尽管院领导十分谨慎地处理此事，可到“文化大革命”时，这还是成为一条“扶植支持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九鸡图》则成了这些说词的证据。

据张孝骞的儿子张友会教授回忆，从1966年到1968年，他们家至少被大抄过3次，来过几十个红卫兵翻箱倒柜，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都被抄走。其中有刘墉的中堂和翁同和的对联各一幅，还“勒令”张老交出这珍贵的《九鸡图》。

    “文革”过后，张老虽然恢复了工作，但是心灵的创作一直没能平复。在退还查抄的财物里，没有老人最珍爱的3幅字画。为此，张老于1984年打报告给院党委，希望归还他的字画。医院党委和医科院党委也先后派人查找并向北京市委报告，要求为张老落实政策，归还《九鸡图》，但一直未见踪迹。1986年张老患癌症病重卧床时，向他的学生鲁重美大夫提及此事说，眼见已是九旬高龄，怕是再也看不到《九鸡图》了。话语中满是深深的遗憾。内科同志们为安慰老主任，在1986年12月张孝骞89岁生日之前，通过医院特请中央美术学院李琦教授步《九鸡图》原意另画了一幅小鸡戏食图。李琦教授就是画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那位著名画家。这幅画在生日之时送给病榻上的张老后，他凝视良久，心中之结才似有解。尽管在“文革”中受到这样的冲击，张孝骞教授对党的信任和向往不泯。在将近90岁时，他亲自将入党申请书送到院党委，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等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使老人在政治上了结了一大心愿。

1987年张孝骞教授病逝。他的追悼会是中国卫生界规格最高的，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花圈和挽联。遗憾的是，《九鸡图》在张老生前一直没有能找到。

    30年后《九鸡图》重现

    1996年12月11日晚10时多，一个电话突然打到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宗淑杰的家里，张友会教授在电话里告诉她：我父亲的《九鸡图》找到了！

    事情真是凑巧。北京某国际拍卖公司将于14日举行拍卖会，按常规要在拍卖前3天进行预展，以使客户了解拍卖品。预展从11日这天开始，并备有拍卖品画册，画册的封面就是《九鸡图》。有位先生来观展时首先从画册封面上发现有“协和医院张孝骞”的字样，到展室里看原作题字，更清楚了画的来历。他是张孝骞大儿子张友尚的朋友。张友尚在上海工作，他就打电话到上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张友尚立刻打电话到北京弟弟张友会这里，张友会马上又与协和医院宗淑杰书记联系，时间已是晚上10点半了。

    宗淑杰书记闻讯后惊喜的同时，马上意识到解决问题的艰巨性：14日就要正式拍卖，一旦槌落卖出，画很有可能流向国外，那时将更难追回。算算这中间只有两天时间，情况紧急！她当即向各个方面打出电话。第二天一早，协和医院党办主任柴建军等同志与张友会来到首都大酒店预展厅察看，确证系《九鸡图》，便立即与拍卖公司交涉，说明原委，要求了解来源，停止拍卖，退还此图。拍卖公司哪里肯干，《九鸡图》是这次拍卖的重头戏，光拍卖起价就是20-25万人民币，况且，对外公布的拍卖品一旦撤拍，公司将要承担重大的信誉损失。他们表示商业秘密不能示人，除非有公安部门的证明。宗书记等人于12日下午立即驱车来到北京市公安局14处报案。

    14处处长高煜和副处长李铁林听宗书记介绍了张孝骞教授在“文革”中的遭遇后，深深理解了协和医院人强烈要求追回《九鸡图》的心情。但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拍卖是一种商业行为，若要求人家停止拍卖，公安部门要提出正当理由，给拍卖公司一个说法。

    14处立即将案情汇报给副局长师国安，后来又汇报到局长张良基。最后市局当机立断，在正式拍卖的前一天，通知拍卖公司暂停拍卖《九鸡图》，扣押封存等待处理。

    拍卖公司开始不太理解，一度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4处同志几次登门，说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另外，私人物品未经允许就拍卖，也确实理亏。最后拍卖公司以“因所有权出现纠纷”为由向客户做出解释，积极配合了公安部门的工作。

    《九鸡图》六倒其手

    赢得了第一步宝贵的时间后，14处派出郝世义、李晓亚、卞贺宝、徐强等同志，开始了追根溯源的艰苦侦察。

    1996年1月，一个旧货市场的摊主从一个个体废品收购站纸堆中，发现有一卷字画，就用一包香烟换到手里。他自己也不懂行，就找同乡来看，才知道是齐白石的画。同乡帮他找了个买主，讲价讲到6.3万元成交，小贩得了4万元，同乡拿了2.3万元。这第3个买主又以6.8万元的价格卖给第4个人。第4个人又以12万元卖给第5个人。第5个人拿着画找到拍卖公司请他们帮助找个买主，结果找到“某国”商人，以14万元买下，他又委托拍卖公司代其拍卖，某公司从中得到2万元拍卖费。

    那时正值年终，“严打”的任务十分繁忙。侦察员们一环扣一环地紧追不舍。这种倒手字画的事自然谁也不肯讲老实话，刚开始有人还拿出“挡箭牌”来吓唬人。14处的同志不理那个茬，抓住藤尖就毫不放松地摸下去。也就是10天的功夫，6次倒手的事实，7个经手的人给查了个一清二楚。

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钱款问题，到了手的钱谁也不乐意吐出来，难道还得让张老家丢了画再出钱赎回不成？宗淑杰书记急了，他们和市局的同志找出1984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妥善解决“文革”中查抄财物和自交财物》的90号文件，文件中有这样一条：在“文革”中无偿占有或以低价“购买”的查抄财物，原物仍在的要主动退还；已经损坏或用掉的要照价赔偿。以此为依据，所有参与倒手《九鸡图》的人都老老实实退出了钱款，拍卖公司也从此事中接受了一次教训。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九鸡图》终于安全地送到市局，锁到张良基局长的保险柜里，等待着物归原主的那一天。

    《九鸡图》重归故里

    3月21日，协和医院举行了隆重的《九鸡图》交接仪式。因为张老的亲属早已表示要将《九鸡图》无偿捐献给协和医大协和医院作永久性收藏，所以，原应先交给亲属，再由亲属献给协和医院的两次交接就放在一起进行了。

    张良基局长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张友会教授代表亲属，宗淑杰书记代表协和医院，分别在交接书上签字。随后，协和医院前院长朱预向市局同志送上感谢状，医院同志向市局每一位参与有功人员献上鲜花，并向他们鞠躬致谢。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中国医科院院长巴德年等出席并讲话，盛赞《九鸡图》的回归为协和一大幸事，张友会等亲属慷慨献画乃为忠孝双全之义举，张孝骞先生的在天之灵终得告慰。

    席间人们纷纷观赏镶嵌在玻璃镜框里的《九鸡图》，协和同仁睹物思旧，感慨万千。林钧才老院长回忆说，张孝骞主任生前讲过，在被抄走的东西中，最令他惋惜、最难忘却的就是《九鸡图》。从中我们领悟到，他怀念惋惜的，不仅仅是这幅名画，还有生成这幅名画的被张老称之为“协和医院黄金时代”的消失。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张孝骞教授的这幅名画才不会被出卖，被玷污，还了历史本来的面目。

    一幅名画，连结着医界、画界、学界三位巨匠，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两个历史时期，寄托着几代知识分子的情感，有辛酸，有欣慰，今得以重见天日，实为时代幸事。

——本文原载1997年4月19日《健康报》

 

17、《进 修 医 生》

 ——转载自《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            罗点点

（接上期院报）

    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巡诊也有人叫大查房，据考证，至少从其建院时的20年代就开始了。至我进修的80年代初，这个活动仍然被所有临床医生爱戴。内科大查房是协和医院最郑重其事的业务活动之一。先由住院总医师挑选病例，这些病例都是疑难、复杂或者罕见的。经主治医生和内科主任认可，由实习医生或者住院医生做全面的准备。病案资料要全部备齐，该做未做的各种化验要补做，有疑问的化验单要核实，病人的有些资料要画成大幅的图或表。这些病例都要事先公布出来，病房护士长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届时她要使病区秩序良好，保证大查房顺利进行。由于有这样复杂的准备阶段，所以这活动还没有开始，就带上了很多庄严的意味，出席内科大查房的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它的程式化带来的严肃性。

    查房开始后，先由住院医生报告病例，要求完整扼要，就是说不能遗漏，也不能繁琐。然后由主治医生发言，说明这个病例诊断和治疗上的主要疑问或者是经验。然后是大家提问和讨论，这种讨论往往严谨又热烈，看上去畅所欲言，实际上等级森严。对我们这些外来的进修生，这是最好的观察本院各级医生的时刻，职务高低，学术水平如何，临床经验丰富不丰富，甚至风度仪表好不好，都属我们密切关注的内容。最后由内科主任综合讨论的结果，作总结发言。在这个总结发言中，他要明确表示自己的见解，提出今后进一步治疗和检查的意见。有些当时弄不清的问题，以后通过观察、手术或者病人死亡以后的尸体解剖弄清楚的，还会在以后的大查房中继续报告给大家。这种学术活动由于学术水平高，又完全针对临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深受所有临床人员的欢迎。说是内科大查房，但全院各科室的人都会来，有时还有外院的医生参加。谁在这个协和医院大查房中有了精彩的表现，比如清晰完整地报告了病例，提出了非常出色的问题或者诊疗意见，甚至画了一张鲜艳美丽，又达意传神的图表，都会成为人们眼中的明星，甚至可能成为北京医疗界当时的话题。我记得自己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作为一个下级医生在协和医院内科大查房的进修向所有到场的人做了一个精彩的病例报告。醒来才知道是梦，可还一整天的，像喝了蜜似的高兴。

    后来，我读过一篇邓家栋先生撰写的文章《内科大巡诊杂议》。邓先生是我国著名血液病学家，30年代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他所描写的30年代他在协和医院当实习医生时内科大查房的情况，在漫长的50年的时间里竟基本没有走样。他写的细节和我经历的大致相同。据说，协和医院的内科大查房在历史上只中断过两次，一次是日本人占领北平，强令协和医院关门的时候。另一次是“文革”期间。

    我在协和医院进修，正是“文革”结束不久，内科大查房制度说是恢复了，但一有重要的政治活动，比如全院开大会传达什么文件的时候，就会把内科的大查房冲掉。这次张孝骞主任痛哭流涕就是因为又一次精心准备的内科大查房被领导通知取消了。

    按说对于这种事，就算找不到幽默感，也早应该习以为常了。这是80年代所有科研机构里共同的景象。许多以顽固著称的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这种现实。事实证明张孝骞却不能。

    张孝骞是湖南人，1921年他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他是这个当时全国首届一指医学院中最棒的一个学生。他创下了这个学校入学考试、毕业论文和答辩三个第一名的唯一的纪录。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来到协和医院任职。当我进入这所全国最高医府的时候，张孝骞这个名字仅用德高望重来形容是不够的，它似乎代表了职业医生最高境界。在我们眼里高大得了不得的医疗专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脸上都会有一种那肃然起敬的神情。

    张孝骞有一颗巨大的头颅，和一张农民的脸。如果不是长期学术工作使他的表情带有浓浓的书卷气，你会以为他根本来自湖南乡下。我们听说，张主任解决临床疑难问题有非常特殊的本领，他不仅能从理论和经验的意义上做到滴水不漏，对一些绝无仅有的病例他甚至能从病人的生活方式或者心理活动中找到诊断的线索，使他的临床诊断水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种故事在临床医生们中流传，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我在协和医院期间，最流行的也是被所有上级医生当做典范讲给下级医生听的两个病例是：有一个被其他医生确诊为结核性脑膜炎的病人，各种临床症状和检查验收报告指标都符合诊断。张主任在徒手检查这个病人的时候发现他颈部有一个淋巴结稍大。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这个线索出发，他很快查明这个病人是得了一种叫做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病。这种病往往自然好转。在停止一切治疗之后，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还有一个持续高血压而不明原因的病人。张主任又是凭着徒手检查的硬功夫，发现病人耳道里有一个小结节。从这个不起眼的小结节入手，他判定病人得的是一种叫化学感受器瘤的病。这个病非常罕见，全世界只有少数报道。很多年资不低的医生，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病。张主任不仅做出了这个诊断，还说出这种病例刊载的刊物名称、期号和这本刊物放在协和医院图书馆哪一个书架上的什么位置。

    有一天，我在张主任每周一次的门诊时间，陪一个病房的病人去找他。那时还没有专家门诊，张主任的挂号费和普通医生一样。在等待的时间里，我非常希望有传奇故事发生，但我见到的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象。张主任看病人都是一些感冒发烧，但他却认真得无以复加。对于每一个走进来的病人，张主任竟然都要先欠身问好，然后详细问诊。视触叩听一样也不马虎。这个闻名全国的医学专家竟然对日常门诊工作如此一丝不苟，实在让我有些意外。后来，进来一个外地病人，是一位衣衫近乎褴褛的乡下老妇人，张教授仍然先欠身说了”你好“，然后再问：“老人家怎样不舒服？”

这老妇人几年来发烧消瘦，就是查不出病因，这次是北京的儿子接来看病的。张教授在检查中要病人把袜子脱下来，病人不肯，说是脚脏，还有“很重的湿气，看不得的”。

    张主任则和颜悦色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得看一看。”那口气好像是在请这母子为自己做一件天大的好事。

    儿子帮母亲脱下袜子，果然脚很脏，有很多地方溃烂了，散发出一股臭气。张教授把病人的脚拿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详细观察，还用手在上面按来按去，他对身边的医生说：“看，病人的脚上虽然有湿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脚气，但不完全是。这些糜烂的地方也不一定只是脚气感染......”，这时候我有点激动起来，因为我猜到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快要发生了，但由于我是陪病房的病人去的，不能多待。事后我听说，这个病人的诊断确实是从脚上找到的线索，是一种不多见的寄生虫病。我曾把我当天看到的张主任看门诊的情况告诉邵大夫，说我真没想到他甚至对每个进门的病人问好。邵大夫只淡淡地说：“张主任这样子，已经数十年如一日。”

    急诊观察室的工作庞杂繁重。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进修医生，为了多接触病例，我积累经验，尽量争取多做工作。我记得那时病房里没有实习医生，所以我们这些进修医生不仅要干实习医生的活儿，有时，护士的活儿我们也干。收病人，写病历，治疗，值班，来来回回跑腿，取化验单，送标本，一天忙下来不知道东南西北，有一次我连着上了半个月的夜班，倒成白班的那一天，我才发现春天已经来了，在两个星期里北京城已经全都绿了。这时我想起临床工作中的辛苦和压力，不禁有些闷闷不乐。

    这种坏心情和前几天夜里，楼上病房发生了病人自杀的事情有关。那是个挺年轻的男性白血病患者，不知是因为治疗无望还是病人自己觉得太痛苦，反正他在半夜从病房的窗户里跳出来，坠落在离我们急诊观察室不远的地方。病人当时就死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听说那个年轻护士也是来进修的，出了这个事，大病一场，以后连护士都不做了。应该说，在来到协和医院以前，我虽然知道当医生是一种崇高职业，是和人的生命打交道的。却从没有体会过临床工作中如此沉重的压力，也不知道医生护士肩上有这么复杂严肃的责任。我没法想象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值班的时候我会怎么办。那几天，我特别紧张，晚上我病房里有病人出来上厕所，我都竖起耳朵听动静，那个自杀的白血病人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动。

    日子虽然不好过，但还是得过下去。因为邵大夫总给我们所有在急诊观察室工作的人带来信心。他并不特别明确地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但只要他在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他的方式总是理智和冷静的。观察室里有一个多次发生心肌梗死，心脏功能已经非常差的中年病人，他是一位科学家，手里有很重要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为了保护病人的情绪稳定，都向他隐瞒了一部分病情。但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心力衰竭以后，病人自己忽然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私下里问邵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要把手里的工作交出去才行。邵大夫考虑一下，就如实向病人说了。这使得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病人弥留之际，对邵大夫一再表示感谢。我们几个人事后带着一点敬佩的口吻议论这件事，说邵大夫对疾病过程了解得那么透彻，几乎一日不差地预见了病人的死期。这话让邵大夫听到了，他心情略显沉重地说：“医生能说出病人什么时候死算什么本事。......这个人死得太可惜。”还有一次，我们随邵大夫在病房里检查病人，在给一个女病人听诊的时候，一位进修医生动作笨拙，女病人很不自在，但又不敢说什么。邵大夫把那个医生拉到一边，换上我，并且决定这个病人以后由我负责。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邵大夫在晨会上问我们：“听诊时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七嘴八舌说了不少，最后，邵大夫说：“还有一条叫做‘尊重病人’，尤其对年轻女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为什么都没有说？说明你们脑子里没有！”我说过了，由于对我出生的这所医院抱有毫无保留的好感，不管别人是否能够接受这种严厉的耳提面命，我对邵大夫的类似说教甚至到了一日不听一日不爽的程度。这以后，我自认为我的检查动作不仅规范而且优雅，因为我的耳边总回响着邵大夫的“尊重病人”的谆谆教导。

    这一天，我又在这样优雅地检查着我的病人。这是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年轻女病人，这次是由于想做手术来到北京。几天前她由于发生了轻度心力衰竭而住进急诊观察室。现在她正一边纠正心衰，一边等待外科手术病床。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文静而略显羞怯。我正检查，忽然发现她脸上的神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有点吃惊，随即发射出一种幸福的光彩，好像她整个人都像一朵鲜花开放了。我回头一看，一个身材高大、头发斑白的男医生正含笑站在我身后。我的病人轻轻唤道：“方大夫！方大夫......”那声调饱含感情。

我不认识这位方大夫，但从对方的气度上猜到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高年资医生，就让在一边。他一边用眼睛回答了女病人的招呼，一边对我说：“你是罗大夫吧，我是方圻。我刚刚看了她的病例，她原来是我的病人，我可以看看她吗？”

    我真没想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谦和文雅的人就是最著名的心脏科专家、协和医院副院长方圻大夫，而且通过看病例就知道了我的名字，还叫我“罗大夫”。

    在得到罗大夫的允许之后，他又转向那位姑娘，认真地再次回答她的问候：“你好。”

    姑娘激动得好像喘不过气来，她说：“方大夫，我好想你！”这回声音里不仅饱含激情，甚至已经带了泪了。

    方大夫笑着点点头，又简短地解释说：“今天外科的×大夫说你来了，要做手术，我来看看你。”我看到，泪水竟然真的噙满了姑娘的眼眶，她脸上幸福的光芒好像要把整个病房照亮。

    方大夫开始检查病人。在叩诊开始以前，他把病床周围的帘子拉上，遮挡了除我之外一切人的视线。然后，他把自己的双手握在一起让它们足够温暖。叩诊一开始，我就发现他的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灵活轻巧，两只手像两只在水面上低飞追逐的燕子，清晰的叩诊声从他指甲剪得短短的手指下面传出来的时候，简直像音乐一样好听。当他叩出心脏浊音界的时候，他指着那地方，认真地征询我的意见：“在这里？”听诊时，他又先把听诊器放在手里捂热，然后将病人的衣服打开，只有够把听诊器放进去的那么一块小小空间，这个空间随着他的听诊器在患者胸前移动。在听到心脏杂音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我的存在，再次抬起头来问我：“差不多三级？”天呐，就算他不用这种方式表示对我的尊重，我早已满心里都充满了对他的好感。我当然明白凭他的临床经验，他根本用不着如此认真地征询我这下级医生的意见。

    检查完成了，他随手但细心地给病人盖好被子。看得出来，他的所有细致入微的动作都熟练到成为一种习惯，只是当他注意病人眼睛的时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关怀。临走时，他对病人说：“我会和外科×大夫交换意见，一切都不用担心，好吗？”他转过头来，再次非常礼貌地对我说完再见，才离开了病房。

    原来，这个女病人十几年前到协和医院就诊时是方圻大夫给她确定了诊断。住院期间，方大夫给这个小女孩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告诉我，方大夫是她一生遇到过的最亲切的人，不仅医术高明，她还亲眼看到他对每一个病人发自内心的关怀。她说，在这以后的十几年中，她不仅不能忘记他，而且在一个心脏病人艰难的生活中，她是靠了不断回想方大夫，才没有动摇对生命的信心。这次做手术虽然又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但她知道方圻医生已经是全国闻名的，经常给中央首长看病的大专家了，根本没想过还能见到他。谁想到方大夫听说她住院，竟然还记得她，专门来看她，还给她做了检查。她说昨天晚上她还因为害怕手术而睡不着觉，现在见到方大夫，她什么都不怕了。

    一下午，我都和那个女病人一样激动。我想，我的脸上一定也泛着幸福的光辉。方圻大夫检查病人的整个过程，不仅使我知道自己离规范和真正优雅还有多远，而且我发现已经从几天以来的坏心情中彻底解脱。方大夫身上那种朴素又高深的博爱，使我对医疗职业有了一种全新的，类似宗教一般圣洁的感情。每次回想起那天方圻大夫出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怀疑我看到了医学的上帝，否则怎样解释那种心灵的被照亮，那种好像听到音乐一样宁静？应该说我在协和医院多次看到了医学的上帝，张主任、方大夫还有邵大夫这些人在临床工作中都有一种上帝才有的魅力。我曾对别人说，他们在工作中不是人，不是医生，而是圣，是医圣。

    总之，我并没有意识到在协和医院度过的这一段时光对我来说是十分危险的。由于过于自恋而对自己出生地存在非同寻常的好感。由于对一些临床专家的盲目崇拜，加上对于什么医学上帝的不伦不类的联想，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对生命绝对价值认同。我开始坚定地认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这种宝贵没有前提，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结束一年的进修生活，走出协和医院这个神圣的医学殿堂的时候，脑子里就充满了这种想法。事实证明，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根本没有成为那种头上带有神圣医学光环的人，充其量只当了一个平庸的医生。这是说，我只学会了一些皮毛，比如说在接待病人的时候给对方尽可能多的善意，比如说在检查病人的时候使用最规范最优雅的动作，比如说在严格的规章制度里打转转儿，比如说在任何情况下固执地为我的病人争取“最好的医疗照顾”。但我当时至少认为，从此我可以在这个耀眼的光环里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