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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金:从机要战士到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
时间:2021.01.14 点击数: 字体: 发布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董琳 王帅雨


人物小传

王荣金,1931年6月出生于山西临县,北京协和医院原党委书记。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5月在晋绥军区离石军分区师资训练班学习,1948年10月被选入晋绥军区司令部机要学校学习。1949年1月任晋绥军区司令部机要处译电员,1950年1月任西南军区工兵师司令部译电员。1951年1月调至北京,任中央防疫委员会机要秘书。1955年9月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任保密室主任。1957年起先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政治协理员、院直机关二支部书记。1976年6月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先后任内科支部书记、党委副书记、代理党委书记,1987—1993年任党委书记。2003年任离退休党总支副书记、离休党支部书记。

曾任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所属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理事。1961年被评为北京市文教先进工作者,198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2014年被评为北京协和医院优秀党务工作者,2015年被评为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


访谈节选


弱冠少年毅然入党参军

董琳(以下简称“董”):王书记,您是哪里人?请谈谈您的童年生活。

王荣金(以下简称“王”):我老家是山西省临县冯家会村,这个村在晋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山沟里边。我懂事以后,就跟着父亲种地。我们那个地方没有水浇地,出门就是山,所以种的多数是黄豆、高粱、玉米这些,产量很低,家里并不富裕。

我家里面没有一个识字的人,但是他们希望我能够有一点文化。村里没有小学,我懂事以后,家里就送我到二里路以外的孝长村,在那里的识字班学认字。后来记不得是哪一年了,父亲送我到临县城里的一个完小去学习,等于上小学了,上了两年多。学完以后呢,我在村里就成了有文化的人了。

董:在村里生活时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王:1945年,日本人快要投降了,有一天到我们村去扫荡,抢东西。到我们院子里的时候我在家,我记得他们好像说“八格牙路”,我没听懂,以为他们要找八路军,我说我不知道。日本兵在我屁股上踢了一脚,就到屋里抢东西去了。我赶紧跑,我们院子旁边有一个小巷子,我就从那儿冲着老山里边跑去,跑得老远老远。后来听到村里没有动静了才往回走,回来以后看到我父亲、母亲在那儿哭,以为我被日本人抓走了。

那个时候我是儿童团团员,在村里进行一些抗日的宣传教育活动,还有就是打石雷。什么叫石雷呢?就是找一些很硬的圆的、方的石头,从中间穿个眼儿,然后放进炸药、雷管,埋在地底下,没有真正的地雷,村里就想这些办法抵抗日本人。1947年,晋绥军区所辖的地方进行针对地主和富农的土改,我家划的是中农成分,算基本老百姓吧。我也参加了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宣传土改思想。

    我虽然年纪小,但积极地参加抗日、土改的活动,也可能正因为这两件事情表现得还不错,所以1947年我就入党了,那个时候我16岁。经过村里的党组织负责人王荣显和武玉道介绍,我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也不公开,属于农村的地下党,村里边还有多少党员我也不知道。


▲王荣金山西老家。


董:当时共产党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王:当时说实在的,共产党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后来土改啊,解放啊这一系列的事情,共产党做的都是对老百姓好的事儿,所以我印象深刻。王荣显是我们村的,他是跟我第一次谈的,谈共产党如何伟大,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我向往这个组织,就参加了。当时没有写申请书,没有仪式,也没有预备期。参加以后接受党的教育就多了,包括后来到离石县去学习,被选入机要学校,那么多人为什么就选了我一个,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是党员。

董:请谈谈在离石县和机要学校学习的经历。

王:1947年,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在离石县办了一个师资训练班,村里推荐我去学习。学习还没结束,就遇到晋绥军区司令部机要处的处长魏三庆到训练班招学习机要的学生。有一天他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当兵。那个时候我虽然小,但是对当兵很向往,我就说我愿意。

当时晋绥军区司令部在兴县蔡家崖,机要学校在贺家沟,大概相距五里路。机要学校的老师和学员都是军人,按照部队的要求要穿军衣,早上出操、晚上有熄灯号。我的两个老师一个叫田生道,一个叫熊祖芳,都是长征干部。我在机要学校学习了半年多,结业以后被分配到晋绥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当译电员,我在第四股,主要工作是翻译,这就正式当兵了,那是1948年。


董:您参军时家人是什么态度?

王:魏处长去师资训练班挑人时,我在离石,我都没跟家人商量,就同意参军了。然后在那儿学习、当兵,后来跟随部队南下解放成都的时候,路过临县,我也没回家。他们对我有意见,我后来才知道。父母想,这儿子当兵了怎么招呼都不和我们打,大概有些想法。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太保密了,不能告诉家人你是做什么的。在机要学校学习的时候,除了业务之外,保密教育是最主要的。战争时期,你的活动都是和整个部队联系在一块的,和首长的安全联系在一块的,那是绝对要保密的,同事之间也不能交流。

▲1949年,身穿军装的王荣金。


跟随部队解放大西南


董:您刚才提到了跟随部队南下,请谈谈这段经历。

王:1949年,晋绥军区撤销,司令率领部队南下,解放四川、西藏。我们背着背包步行,没有车。后来到了临汾,在那儿住了大概有半个多月,休息、整顿,进行思想教育。

从临汾出发再往南走,我就不是机要处的了,新成立了一个贺龙[1]司令员的机要科,一共三个人,科长叫程杰,我是机要员,还有一个机要员叫高庆连。继续往南走,就是跟着司令员走了。到山西最南端的风陵渡镇[2]过黄河,这一段也是步行,过了黄河往西安走的时候,有一段是坐大卡车。在西安,我们和贺司令住在一块,大概停留了一个多礼拜,又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而且坐的是软座。

▲青年王荣金。


过秦岭那天下大雪,我坐的那辆卡车上满满一车人,我一条腿在车里、一条腿在外边,道路特别泥滑,结果翻车了,一下子翻到沟里去了。我也是幸运吧,因为一条腿在外边,车把我甩出来了,没有摔到沟里去。领导命令说,没摔下去的人搭别的车继续前进,摔下去的人由后续部队处理,我就搭着别的车继续前进了。这件事我记忆犹新。

一天夜里,我们到了距离成都五里路的一个县,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原地休息。为什么快到成都了又不让前进了呢?说是正在和国民党谈判,争取和平解放成都,所以暂时待命。那天我们就在稻田的埂上凑活了一晚。快天亮了,国民党同意和平解放成都,胡宗南[3]签字了,部队准备进城。第二天是12月30号,部队浩浩荡荡入城,我们坐在车上不准下车,路边的群众夹道欢迎,算入城仪式吧。我记得特别清楚,群众手里都举着毛主席像。

入城之后我们也是和贺龙司令员住在一块,首长下命令,15天内任何人不准出门,那就得服从命令,就在宾馆里待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颁发给王荣金的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


董:和平解放成都之后,您又参加了什么新的任务?

王:在四川,我们整个部队都地方化了,所以四川解放以后,当地的干部大部分都是来自部队的。但我没有地方化,把我又调到哪儿去了呢?十八兵团有一个工兵师,专门修路、修桥,就把我调到工兵师司令部当机要员,跟随十八军解放西藏[4]。进军西藏以前,先在川西地区的新津、邛崃、宝胜场这些地方剿匪。

解放西藏是最艰苦的一段,四川到西藏一点路都没有,要一边走一边修路。过大渡河时,铁索桥只剩铁索,国民党走了以后,把桥板都给扔了。辎重部队就到大渡河边,把汽车拆了用橡皮舟往对岸运,渡过去以后再安装起来。我也不知道部队从哪儿搞来木板,加二变三搭到铁索上,能过就赶快过去。我们在河边住了半个多月,潮湿得厉害,早上起来被子上全是水,雨点似的露水,我得了一身的疥疮,那也没法治疗,没医没药,硬挺着。也可能那个时候年纪小,抵抗力强,疥疮也就慢慢消退了。那段时间确实觉得有点顶不住了,又生病,又要修路,但是大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西藏啊,你还没解放西藏,不去了还行?退了还行?

过了大渡河就要翻二郎山,山高还老下雨。再往前走就是康定、折多山,过了折多山就是高原了,进入藏区了。

朝鲜战争带来人生转折

董:进入藏区后遇到了哪些困难?

王:快到昌都的时候,部队在道孚县休整,这个地方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正准备解放昌都的时候,接到上级命令,十八兵团的工兵师要支援朝鲜战场,要一个机要员,就把我选上了。到西藏门口了,还没进藏,又叫我到朝鲜去。我就原路返回,从重庆坐船到武汉,然后到北京。

到北京以后,我就在中央机要处听从分配。正好这个时候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国家在北京成立一个防疫委员会[5],专门对付这个细菌战。防疫委员会需要一个机要员,又把我留在北京了,不用到朝鲜去了,在北京抗美援朝了。那我就服从分配,留在北京。

防疫委员会的主任是周恩来,办公室主任是贺诚,他也是军委卫生部部长,当时协和像谢少文[6]这样的细菌专家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我们的办公地址在弓弦胡同2号,这一段工作比较平静。

▲1954年3月31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全体干部合影,二排左五为王荣金。


董:您后来是怎么来到协和的?

王:朝鲜战争结束后,防疫委员会改名叫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7],划归中央卫生部管。原来防疫委员会的人都是军队的,一部分学医或者学防疫的专业人员,就回军队卫生部了。我不是医生,就把我调到协和医学院了,那是1955年,当时协和也是军队管理的。我是一直做机要工作,但协和医学院不需要机要员,就安排我做保密室主任,管档案。当时所有部队的干部,下班以后不能带文件回家,一人发一个文件包,下班交包到保密室,上班到保密室领包。

后来,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中央卫生研究院合并,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属于地方,部队干部也要转业归地方管,1958年,我的军人身份就结束了。1976年,我调到协和医院工作,担任内科支部书记。

▲王荣金在协和医学院门前留影。


董:从1948年参军到1958年转业,十年的当兵生涯对您一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我当兵啊,真正参加部队的战斗很少,是机关兵,不是拿枪的。刚当兵的时候就是那么一个农村出来的普通小孩,后来东奔西跑、坎坎坷坷,见识也广了。这段生活一过十年,军队里面的管理对我教育还是挺大的,对我自己的思想修养甚至身体锻炼,那都是很重要的。

董:刚到协和医院工作时适应吗?遇到了哪些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王:协和是一个纯粹的临床业务单位,我在医科院虽然若干年,那毕竟还是行政工作,接触临床很少,离真正的医疗工作远得很。以前到协和,也就是来看看病,到底病房怎么回事、门诊怎么回事,深处的东西一点也不知道。我既没有学医,也没有学护理,我能行吗?当时没有什么信心。内科的支部书记,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岗位,既然来了,就硬着头皮干吧。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和医生、护士尽量多接触。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参加病房的交班,那时候内科有三个病房,我每天早上轮流参加他们的早交班。去了我也不发言,也发不了言,就在一边听。医生查房我跟着,其实我也不懂是怎么回事,就这样尽量多接触他们、多了解他们。病房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清洁工,大部分清洁工作都是护士同时做,擦地板,打扫厕所、病房卫生,我都参加,医疗工作我参加不了,这些事我可以参加的,我身体也不错。

▲王荣金在协和医院西门留影。


董:您参加过内科大查房吗?

王:我在内科的时候,一直到后来做了医院的副书记,大查房我都参加,地点就在10楼223那个小教室。我觉得这个制度是非常高明的,比较典型的一些病例,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这种才能拿到大查房上去。医生都愿意来参加,因为那个场合既有大教授,病人又在现场,大家都发言,这可以说是一个学习的大好机会。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协和医院有治不了的病人,但没有诊断不了的病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有这样一套制度,好几个科集中在一块,不同的科从不同的角度看,大家都发言,难诊断的病人也应该能弄清楚了。


介绍张孝骞教授入党

董:1985年,88岁高龄的张孝骞教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您是张老的入党介绍人,请您谈一谈张孝骞入党的过程。

王:张孝骞入党经过一番周折。文革之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正好赶上这一段,这落实政策不光是张孝骞,还有其他好多人。落实政策以后,张孝骞恢复了门诊和医疗工作,他一如既往地对病人、对同事、对下级医生,和过去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当时我在内科,没有发现这个人有什么不好,一直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医生。

后来我就萌生出一个想法,能不能介绍张大夫入党呢?我就先找陈敏章[8],陈敏章那时候是卫生部部长,也是张大夫的弟子。我和他说我有这个想法,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有这么一条,条件好的可以政治上关心,我说我想介绍他入党。陈敏章说完全同意,他对张孝骞比我还了解,因为他接触张孝骞比较早,又是他的学生。他说我可以参加,当他的介绍人。所以我们就商量好,由我们两个做张孝骞的入党介绍人。

▲王荣金看望张孝骞。


得到卫生部长的同意后,我的胆子也大了,我就找张孝骞谈。我一个人到他家里去,我问他,参加中国共产党,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他掉泪了,哭了。他说,我过去也提过这个问题,毛主席接见过我,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人家说我不够条件,所以后来就再不敢提这个问题了,如果说我够条件,我当然是十分赞成、十分愿意。

后来就是写申请、开支部大会,在10楼223开支部大会,内科的党员都参加了。介绍张孝骞入党,开始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想法,张孝骞的名气很大,所以他入党的消息一传开,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张孝骞入党这件事,也算是我为协和医院党的建设做的一个具体工作吧。

▲1985年12月18日,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党支部召开大会讨论张孝骞教授入党问题,与会党员一致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图为入党仪式后合影。左起:朱预、陈敏章、张孝骞、王荣金、苏萌。


躬耕协和特色医院文化

董:1991年,在协和建院70周年的时候,医院提出了“严谨、求精、勤奋、奉献”八个字作为协和精神的表述,当时您是党委书记,请您谈谈这八个字是如何总结凝练出来的。

王:当时院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提出一个初步的想法,然后在全院征求意见。协和精神到底是什么,要把它简明扼要地用几个字反映出来,全院的讨论上来下去大概三次,一层一层提上来,修改后再下去,再讨论,最后就提炼出现在这几个字。八个字不多,但在协和是有群众基础的,因为这是大家的意见,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脑子一热就定下来的。当然,这几个字合不合适,以后会不会修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到目前为止,这是精华。

董:您怎么理解这八个字?

王:协和医院对业务的精益求精,可以说是人人皆知,对于一个病人的诊断,绝不轻易下结论,一定是大家反复讨论。上到大教授、小到年轻大夫,每天查房,是每个病人都要看。比方说张孝骞查房,他不是走一圈就过去了,对一些不熟悉的病人,他和住院大夫似的那么查,特别认真、仔细。这个好像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可以说是协和多年来孕育积淀的一种精神吧。

▲1991年9月14日,王荣金在北京协和医院建院70周年大会上讲话。


董:在医院文化建设方面,您还做了哪些创新性工作?

王:有几件事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一个是1991年,我主编了一本《协和画册》,据我了解协和以前没有出过画册,这本书主要是我和宣传处的张燕[9]一起做的,请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指导。画册内容包括了所有我们了解、调查到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包括后勤和行政管理。除去日常工作,这厚厚一本画册大概做了半年的时间,出来以后影响挺大。

我还主编了《协和名医》[10],书名是陈敏章部长给题的字,书中把协和正教授以上的、少数出色的人物都作了详细的介绍。这本书出来以后反响挺好,因为从没有这么系统地把协和医院的教授、大医生向外介绍过。还有一本书叫《张孝骞》[11],书上写的我是主编,实际上是大家一起写的,内容是张孝骞的弟子、学生介绍张孝骞的医术、医德。

▲王荣金在办公室。


亲历协和步入发展快车道

董:1976年以后,您一直工作、生活在协和,协和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我对协和感情很深,我从一个当兵的、一个战士,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了几十年,协和对我的教育很大,确实是培养了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医疗系统工作过,第一次接触临床,到协和医院这样一个鼎鼎大名、高知云集的地方工作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我的知识、修养有了明显的进步。

我刚到协和医院的时候,门诊就在老楼10楼大通道、16楼地下室那儿。协和医院扩建,第一个建的就是门诊楼,就是已经拆掉的那个旧门诊楼,开工典礼我参加了。后来建协和宿舍,就在现在新门诊那儿,开工典礼我也参加了。后来这两个地方都拆了。现在这个新门诊楼、正在建的转化医学综合楼,开工典礼我都参加了。所以协和从原来老协和那一点空间,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我都是见证人。

1993年12月,我办了离休。我住的离协和也很近,不能说天天来来往往吧,但是这关系一直断不了。协和的人也对我很关心,像大的活动都会叫上我,我非常感动。协和的人、协和的水平,永远忘不了。

▲2019年9月27日,张抒扬院长、柴建军副书记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送到王荣金老书记手中。


董:您觉得年轻人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协和人?

王:要做一个合格的协和人,当然业务上你要精益求精,要刻苦磨炼、学习。另外,政治觉悟要高。我就觉得张孝骞是挺全面的一个人,他在旧社会工作过,不管是在困难的时候、逆境的时候,还是顺利的时候,一直都是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这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董:对即将到来的协和百年华诞,您有哪些寄语?

王:协和最近几年发展很快,希望咱们协和越办越好,水平越来越高。协和在医界、在全国都是鼎鼎大名,在评比中一直都是第一名,我们作为协和人,应该和第一名的位置相符,这个是很难的。只要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在党的领导下,应该是越来越进步,在百年院庆的时候做出比现在更好的成绩。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过全院上下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做到。虽然我离休了,离开协和了,但是看着协和越来越好,我心里很高兴。


注释


[1] 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2] 风陵渡镇隶属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黄河大拐弯处,是山西省的南大门。

[3] 胡宗南(1896—1962),浙江丰县人,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

[4] 1950年,第十八兵团工兵师支援十八军进军西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修筑进藏公路。

[5] 1952年,美国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等地实施细菌战,为粉碎美军的细菌战阴谋,毛泽东主席及中央军委等决定在全国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1952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兼任主任委员,党政军民各有关部门共同参加。

[6] 谢少文(1903—1995),浙江绍兴人,著名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

[7] 1957年,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8] 陈敏章(1931—1999),浙江杭州人,著名消化内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教授。1983—1984年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1987—1998年任原卫生部部长。

[9] 张燕,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宣传处处长。

[10] 《协和名医》第一版于1993年10月由华文出版社出版,主编是王荣金,副主编是张燕。书中收录了北京协和医院部分著名医师,介绍他们在医疗、教学、科研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医疗方面的专长。

[11] 《张孝骞》第一版于1988年6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