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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鄂协和专家刘正印 | 感控先锋,与烈性病毒再交手
时间:2020.03.20 点击数: 字体: 发布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祝金晶 陈明雁

       大年初一晚,万家灯火,北京协和医院接到国家征令,吹响了驰援武汉的号角。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教授作为“老兵”再次披甲出征。2003年,他曾与SARS正面交锋,而这一次,他作为第一批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的队长,在武汉奋战了整整53天,只为点亮更多阖家团圆的灯火。

“科学有序规范的救治病人,这是我们一心一意要做的事情”

       作为一名感染内科专家,刘正印心里装的不仅是每天需要治疗的患者,还有医学的发展。“这次新冠肺炎的救治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以后我们感染病学科需要大力发展,以应对各种各样的传染性疾病。”他每天坚持总结临床经验,思考每一项治疗是否切实有效,为治疗新冠肺炎提供协和智慧。

       医疗队抵汉之初,队员们对疾病的认识还很有限。在一次会议上,讨论病人死亡原因时,刘正印不禁痛哭,不停反思为什么治疗手段没能有效挽留病人的生命。医疗队队员们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我们觉得非常震撼,这么资深的教授还能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他的这个举动深深地触动了大家,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医生护士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感染。”



▲ 刘正印从病房出来浑身湿透


       通过总结一个多月来危重症治疗经验,刘正印提出不能简单地将新冠肺炎看做“肺炎”,因为这种病毒对患者其他器官的伤害,常常成为病人致死的主要原因。如果单纯将疾病看做“肺炎”,可能会低估疾病的严重程度。病毒不但侵犯肺,它还侵犯血管的内皮细胞、肾脏、心脏。“所以它是一个病,不应该单纯叫它‘肺炎’。”

       刘正印对新冠病毒特性的这一认识对临床治疗非常重要。因为将新冠病毒肺炎看做“病”之后,治疗时就需要做综合的判断,这比治疗肺炎想得更全面、更深入。一方面,危重病人的治疗中吸氧、加强营养、纠正电解质等综合性治疗很重要,另一方面,对上呼吸机的病人,由于长期需要卧床,病人出现凝血化验异常、DIC等问题时,要用低分子肝素这类药物预防血栓的形成。如果判断病人可能由重症转化为危重症,就需要尽早为病人用上呼吸机,关键是要早发现、早诊断。这一节点的判断至关重要。



▲ 刘正印接受央视新闻采访


       刘正印每天都坚持去病房看望病人,遇到清醒的病人就会与他们交谈,和他们耐心沟通。曾经有一位40多岁的病人,身体状况较好,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恐惧。这位病人一旦身边没有医生护士陪伴就会非常恐慌,导致心率加快,血氧饱和度下降,甚至出现明显的心律失常。刘正印和队友们实施了所有的抢救措施也没能挽留他的生命。这个病人令刘正印十分痛惜,同时他认识到,对于意识清醒的病人,树立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非常重要。“医护人员如何帮助病人克服恐惧,还有很多值得做的事情,人文关怀是特别重要的。”

“有困难克服困难也要上”

       初到武汉时,北京协和医院接管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病房刚刚腾空,但由于是普通病房,尚不具备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条件。因此刘正印教授在大年初三便参与了第一个病房改造的工作。时间匆忙,有太多的病人期盼一张床位,“与时间赛跑”是大家共同的信念。但质量不能被时间压缩,规划空间、协调设备、安排人员……刘正印彻夜不眠地把关每个细节,从感控角度一遍一遍地梳理流程,花了极大的心血。在他的带领下,仅仅24小时,医疗队就与武汉同济医院共同开辟了十二楼C病房。尽管条件有限,但是已经可以开始收治病人了。

       随着病人数量的不断增加,病房很快就爆满了。几天后,医疗队再次收到任务,需要开辟新的ICU病房。刘正印与周翔、王京岚等第一批队员们以重症监护病房的要求设计了联合ICU病房。从筹建、设计到完工,也仅用了48小时。



▲ 刘正印与王京岚讨论


       病房建立之后,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就是人员调配问题。一个重症或危重症病人的救治需要多名医生和护士的共同配合,当时协和与北京医院两支医疗队合起来才40人左右,很难应对重症和危重症的病人。刘正印与江苏省医疗队协调沟通,最终联合3支医疗队共同开展重症病房前三、四天的救治工作。

       最初开展救治时,刘正印带领队员们一夜奋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治了18个危重病人,大部分病人需要插管治疗,任务十分艰巨。刘正印鼓励大家,很多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大家集中智慧一起想办法就能解决问题”。

       救治危重症病人对辅助呼吸设备要求很高,但由于病房管道之间相互联通,为避免造成空气传播污染,不能使用经过墙体管道的呼吸机。因此刘正印与大家讨论决定使用带压缩泵的呼吸机,并和同济医院沟通,从各地调集了病房所需数量的呼吸机。此外,医院始建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吸氧病人,因此它的氧气压力达不到标准。刘正印与王京岚、周翔积极建议其他病房使用罐装氧的方式,保证了危重症患者的氧气压力。

       在ICU病房最初投入使用时,由于病房是在48小时内紧急设计落成的,条件简陋。刘正印认为从缓冲区到清洁区之间还缺少一道防护门,有了这道防护门才能更大程度控制污染空气的传播。刘正印在这一问题上十分坚持,和同济医院反复协商沟通近一周。最终同济医院同意为医疗队安上了最后一道防线。

       2月7日,北京协和医院142人增援武汉,至此整建制管理ICU病房,病房条件迅速改善,抢救设备及药物快速到位,医疗工作走上了正轨。刘正印又投身于教授查房的工作中,每天都会带领大家床旁查房、讨论病人病情、制定方案。从病房出来就已是下午两、三点了,每次他都大汗淋漓。从抵汉以来,刘正印没有休息过一天,也没有吃过一顿踏实的午饭。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指导,保护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第一批医疗队队长的身份之外,刘正印还肩负着感控的职责。SARS战役的经验使他明白,防控宣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有人为他们树立正确的理念,时刻提醒他们注意防控,保证他们零感染。”刘正印对每一批医疗队员都分批次耐心培训,从每个细节要求大家掌握。他每天和李奇护士长、夏莹护士长严格按照流程监督大家穿脱隔离衣、防护服,并且要求出入病房必须两人配合、互相监督,按标准程序穿脱防护设备。只有通过检查,护士长们才会在队员们的防护服肩头打勾,允许队员通行。“更重要的过程不在于穿,而在于脱。如果你防护得很好,但下班的时候没有‘脱’规范,被感染的几率更大。”



▲ 刘正印为医疗队队员培训


       刘正印还郑重向内科党总支申请,“让我和王京岚一直留下来,继续培训后面的同事吧!”拳拳嘱托,殷殷期盼。在刘正印带领的感控团队指导下,协和医疗队始终保持零感染。

“想要让她们安心,你就要冲在她们前面”

       在刘正印看来,他经历过SARS,对突发的大型传染病防治有更丰富的经验,专业的人就该在需要的地方去做专业的事。自己冲锋在前,为队员考虑在前,正是这份担当,鼓励了队员们迎难而上。

       协和医疗队员普遍比较年轻,用刘正印的话说,很多人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大。大年初二到达武汉后,刘正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叮嘱每一位队员,注意保暖、注意饮食。武汉的空气湿冷,这对习惯暖气的北方人是很大的挑战。“先保护好自己,再尽全力救治病人。”他既是领导,又像兄长,在饭点时,还会在群里发“吃饭啦!队长喊你们吃饭啦!”队员们亲切称他为“大印老师”。

       大部分队员都是第一次直面这种大型突发疫情,对具有高传染性的新冠肺炎也会有天然的恐惧心理。而刘正印作为队伍中唯一的感控专家,本不需要亲自参加临床一线工作,但他却是队伍中第一批进入ICU病房的医生之一。很多一线医护人员最怕给病人“采标”,因为“采标”时,医生接触的病毒量是最高的。所以刘正印和李太生亲自给病人“采标”,让队员们看到50多岁的专家、主任都没有躲在后面,给大家鼓舞士气。



▲ 刘正印与师兄李太生携手再赴战场



▲ 刘正印亲自“采标”


       刘正印同时也是一名老党员,担任前线临时党支部书记,大大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为了给队员们缓解压力,他会组织不同形式的党支部活动,有时是开支部会议,有时是与队员们私下谈心,给年轻人讲过去的经历。在他的带领下,第一批医疗队中有3位队员抗疫一线入党,刘正印在党支部会议上说:“为有这样的队员而骄傲,为我们大家骄傲!”

       17年前,刘正印进入SARS病房前告诉师兄李太生:“我写了一封信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还有我自己的存折,密码也在上面,万一有什么事,你拿了给我爱人。拜托了。”而这一次,他说:“这种活你不干谁干?这里面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这就是你本专业的事。”正是这一句“分内之事”,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全力以赴。

       “我们是医生,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我们可以畏惧疾病,但不会侮辱我们的职业,不会畏惧死亡。” 刘正印教授温和而坚定,果敢而敏锐,高度的责任感让他知难而上,医者的担当让他冲锋在前。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他向弱者张开双臂,让每个病床上的患者看得见也能想起来,春天的样子。



刘正印

       中共党员,第一批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队长,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和耐药防治分会常委。擅长各种病原体感染尤其是疑难重症感染、发热原因不明的疾病诊治,在耐药菌和真菌的诊治上有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