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想到查尔斯河畔的一场浪漫邂逅，会是和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会是一场有关协和的穿越故事。
作为一名麻醉医生，来到波士顿就不得不去大名鼎鼎的麻省总医院Ether Dome瞻仰一番。这里是现代医学腾飞的起点，“医生节”命名的缘起。1846年第一例乙醚麻醉下的手术在这里进行，从此以后，各种疾病得以通过手术治疗痊愈，手术技术发展也得以突飞猛进。没有野蛮，没有痛苦，只有现代医学文明演进。这间一百多年以前的手术室，仿佛一个剧场，舞台中心上方是一个巨大穹顶，座位围成半圆型自下而上逐层铺开。时至今日，仍然会有很多讲座在这里举行，让这间手术室历久弥新。在异国他乡，在这样一个有着丰富历史积淀的医院，正当我被文化历史氛围吸引并沉浸其中时，“协和”两个字突然出现在了视野中。
一位来自麻省总医院的儿科医生主动与我和朋友攀谈起来。这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先生，名叫John Truman，拥有着波士顿剑桥地区老学者的典型样貌特征：着装正式而一丝不苟，西装领结，金丝眼镜，皮鞋铮亮，虽年事已高，仍喜欢参加公益学术活动。交谈期间，我们得知，他是2017年波士顿科学周的“志愿者”，Ether Dome是科学周活动的重要一站。老先生曾经是麻省总医院的儿科医生、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小儿血液肿瘤疾病，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经医院返聘，仍活跃在教学工作的一线。我告诉他自己来自中国北京，来自协和医院，老先生瞪大了眼睛，扶了一下眼镜框，说“我知道协和，而且我还去过，不过是很多年以前——1979年。”那是中国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百废待兴，我不禁再次端详眼前这位老学者，内心盘算着，他见过38年前我都没有见过的协和，而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协和人，竟然在异国他乡，听到38年前的协和故事，不禁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文革初期协和还叫过北京反帝医院，1972年之后恢复称为首都医院。”老先生说到。那一年，他受邀来到协和协助一位11岁患血液病的小女孩的治疗。那时的协和，还保有很浓重的精英气息，和西方学界的交流颇为频繁。小女孩的父亲是当时的中国驻德国大使，叔叔是在美国从事核物理研究的学者。由于化疗方案疗效不佳，小女孩的家人邀请了当时在麻省总医院工作的Truman医生特别前来协和协助会诊。经过向血液内科的同事求证，当时协和血液内科的老主任是张安教授。提起张教授，他赞不绝口，非常认可当时协和血液疾病诊疗的水平。为了疾病诊治需要，老先生更特地从美国带来了自己做骨髓穿刺的工具，亲自给小女孩进行了穿刺操作，并和数十位病理科医生一起讨论病理结果。经过多方会诊和讨论，张安教授和Truman医生共同决定采用一种更为激进的化疗方案，具体方案现在无从知晓，而治疗的主要风险则来自于化疗的副作用。回国后，老先生每周都要和张教授通一次电话，探讨化疗方案的调整、副作用的控制等等学术问题。提起两个人每周定时定点守在电话机旁等待、一聊就是若干小时的场景，他嘴角不禁泛起了温暖的微笑。这根越洋电话线，不仅承载着学术交流，也是两位学者之间深厚友谊的纽带。令人欣慰的是，小女孩的病情逐渐好转。老先生数次提到，他特别赞叹于协和能够把小女孩的化疗副作用处理得如此令人满意，而这是治疗能够成功的关键。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在38年前那样的历史时空中，经由两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医生的严谨求精、通力合作，成功得到了救治。
医学的语言是不分国界的，协和的医学语言，似乎特别能够与世界相通。患者痊愈，但两位学者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就此完结。张安教授此后仍多次到波士顿看望Truman医生。多年以后，时过境迁，两人才在漫漫时间长河中失去了联系。时至今日，身处波士顿查尔斯河畔的麻省总医院，老先生对我说，他记忆中38年前的老协和，永远都是那样的青砖绿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