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医疗援藏，多年来效果并不理想。”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韩丁分析，“侧重于输血，没把造血能力培养出来；侧重于单兵作战，没把集团优势发挥出来。”去年8月，由北京协和医院牵头，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组团支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作为首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长，韩丁表示，要充分发挥团队优势，把小组团、中组团、大组团的作用结合起来。
小组团：授人以渔提升科室水平
韩丁带领的援藏医疗队由28名高级职称医学专家组成，涵盖19个学科。其中，北京协和医院的10名队员来自护理、检验、病理、麻醉、药剂、放射、重症医学等科室，其他3家医院各6名队员，主要来自专科。
“小组团就是把援藏专家安排到诊疗相关科室，通过他们在各自科室发挥作用，实现诊疗各环节能力的同步提升。”韩丁解释说，这能克服以前单兵作战的劣势，实现全流程高水平配合。
设想很快落地。去年8月25日，医疗队抵达拉萨市不足一周，一位接受过肾移植手术的51岁患者出现不明原因腹膜后病变，进而多器官功能衰竭，被送入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患者病情复杂，涉及肾脏内科、泌尿外科、血液科、消化内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等10多个科室。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患者往往被送出藏救治。援藏医疗队的到来，使问题迎刃而解。该院当天迅速组织以援藏专家为主力、相关科室共30余人参加的全院大会诊，第一时间确定了救治方案并就地安排实施。
“小组团还提示，学术和诊疗发展不仅是各科室自己的事情，一块短板将影响全院诊疗水平，谁都不能掉链子。”韩丁说，援藏队员在各自科室开始了强科之路，目标就是帮助受援医院诊治以前不能诊治的疾病，做以前不能和不敢做的手术。
“大半年来，很多以前对我们来说很难的工作，都变得轻车熟路。”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罗含欢说。
在该院药剂科，援藏队员史亦丽协调科室人员去北京协和医院参观学习。“大家开了眼界，更新了管理理念，有了长足进步。”该科主任泽碧感慨。
中组团：科室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重症医学科，援藏队员芮曦坦言，刚来时想着老老实实治好几位患者就算完成任务，但很快他就调整了自我定位，承担起科室内技术培训、科研能力培养等工作。后来，在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刘大为的支持和点拨下，芮曦的认识又提高了：“要让科室实现良性循环，还需要站在科室发展设计者的高度，培养全员的学习习惯，建立人才梯队、质量标准、激励制度及研究方向等。”
这基本意味着要进行科室再造，头绪之多、工作量之重、难度之大，不言而喻。芮曦说，与其说是科里每年抽出一个人援藏，不如说是抽出一个人在两地、两科间架桥，由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整体援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这就是中组团的概念。每个队员背后是一个北京的学科团队，整体帮扶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相应学科、科室。”韩丁介绍，队员们来了以后把情况吃透，并成为纽带，让受援医院与本院结上“亲戚”，在医、教、研、管各方面深度融合渗透，举全科之力对受援医院对应的科室发展做规划。
据悉，北京大学3家医院的援藏队员，也都选自各院的拳头科室。在韩丁的协调下，3家医院的领导与他在中组团的思路上达成共识。
大组团：以变革机制建立良性循环
“西藏自治区医疗事业发展乏力，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人。而缺人的背后是没能形成强大的吸引人才、鼓励人才成长的人事、薪酬制度。”韩丁分析，“大组团就是由几家援藏医院与当地政府组成大团队，撬动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彻底激发出受援医院的自身‘造血’功能。”
抱着“扶上马送一程”的决心，韩丁带领的援藏团队在4家援藏医院的支持下，开始艰难的推动工作。
今年1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西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理顺受援医院管理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受援医院工作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改革受援医院人事制度，扩大和落实受援医院用人自主权，在人才引进、人员聘用、薪酬制度等方面实行适应行业特点、有利于留住人才的特殊政策；支持受援医院健全岗位管理、考核奖惩等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机制等。
“我们希望能建起既符合医院管理规律，又符合当地实际，行得通、接地气的体制机制，真正为藏区医疗卫生事业、老百姓长远健康福祉留下点东西。”韩丁说。
靠什么挺下来的呢？韩丁认为，最大的力量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院长赵玉沛代表协和的承诺：要把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当成北京协和医院的“大西院”来建设。正是在各方合力下，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多个科室正驶入发展快车道，医院正在建起连接北京协和医院的远程医学中心，丰富京藏间学术交流，酝酿建起电子医学图书馆……

组团式援藏医疗队赴日喀则樟木安置点义诊 摄影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援藏办 李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