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在协和的进修，就有多位老师对我说，写点东西吧。一直是有所牵绊和犹豫，直到今日。
    中国的医生，说不清国家领导人姓名的人可能有，不知道协和的可能是没有的。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你可能都会看到挂着协和牌子的山寨医院。近百年来，协和医院屹立不动，是每位医生心目中的圣殿。
    协和也是我心目中的圣殿。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即使考不上协和，有生之年也要去协和走上一遭。然而终于可以成行之前，我却是无比的焦虑和矛盾。不断地复习之前的功课，生怕自己差距太大。2013年3月，我来到了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
    Zy是我在协和ICU病房里主管的第一个病人，19岁，脑脊髓炎，呼吸肌无力，无呛咳，呼吸机依赖，气管切开。管他的工作量也是巨大的，每日3次俯卧位、3次纤支镜。在我看来，处理上没什么技术难度，耗时且学不到东西，病人预后差，按部就班就好。孩子并不听话，特别抗拒治疗。管他的进修老师已经换了几位，C教授都不满意，我是极不情愿地接了这个病人。接手以后，才发现巨大的压力。所有的治疗必须无条件执行，百分之百达标，不允许出现感染等等。甚至一个月近百次的纤支镜，皮都不能伤着，这样的要求C教授居然也能说得出口。
    活儿都是逼出来的。我认真梳理了一下这个病人的问题。首先是要克服孩子对治疗的抗拒心理，每天我都陪他看看电视，说会儿话，对他的无理要求则坚决抵制；小心翼翼地完成气切伤口的换药。接触几天下来，我发现每次纤支镜吸引量、部位和形状都是一样的，我推测原因在口腔。我再次联系了物理康复科和耳鼻喉科的老师，并请来了心理医生排除心理的因素，之后我决定改变治疗计划。在我的坚持下，C教授同意了我的建议，开始让病人接受“经口训练”—吞咽冰块。而我，则要设置警戒线，判断有无误吸的增加，真是步步紧逼呀。现在唯一能做的可能只有量化声门下吸引的量了，虽然还不是那么精确。3个多月来，孩子第一次尝到了生活的味道，眉飞色舞，异常兴奋。而我则如履薄冰，建了个声门下引流量的“大数据”。
    那些个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几日后，孩子对我越来越依赖，引流量在减少。我请来耳鼻喉科医生会诊，确定患者咽部功能在改善。我接着再次调整治疗计划——减少纤支镜和俯卧位的次数。此时C教授在我的眼里就像拉了弦的地雷，他的问话很短但却有力“你能保证病人肺部不感染吗？”过分！过分！过分！我不幸再次落入了C教授的圈套。我减了1次纤支镜、1次俯卧位，换来了孩子每日2次离床坐轮椅。一有点活泛，孩子就每天上下翻飞，开始的时候脖子都挺不住，需要专人扶着脑袋。孩子是开心了，我们几个就惨了。好在还有运气。病人的情况一天天在改善，慢慢地，可以看见肌肉收缩了，可以间断脱机了。而我的工作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白天干活收集问题，晚上也不敢怠慢，搜刮各类证据和文献，解决问题。在病人的逐步改善中，我对于患者的误吸、气道管理及湿化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每次的争执与调整，代表着思考、努力和进步。
    一个月后的某天，C教授说，照个胸片吧，这个病人可以转出去了。看着胸片，C教授得意洋洋。“看，多经典，肺里一个白丝都没有了。”是的，4个多月，只用了不到10天的抗生素，从肌力0级到4级，从24小时呼吸机到完全脱机，这是十余位医生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我只是最后一个摘果实的人。没有近乎“惨绝人寰”的“苛刻”要求，也就没有生命奇迹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