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听到“缓和医疗”时，脑子里立刻浮现出距今两千多年前活跃在秦国大地的两位名医，一位叫医缓，一位叫医和，共称“秦医缓和”。在《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景公梦大厉”，求助于秦国，医缓为其诊病，其诊后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而后晋景公“不食新”而“殁”。自此“病入膏肓”的成语演绎至今。《左传•昭公元年》晋平公有疾求医于秦。秦景公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天命不佑”。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蛊惑”的文字记载，后来成语“蛊惑人心”就流传后世。
以上两则医案皆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传统医学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疾病的不治与死亡。近年来兴起的缓和医学，其目的是为解除那些老年病或目前医疗水平无法救治的患者的身心及社会等层面的痛苦，追求临终的安详与尊严。其核心思想就是承认生命和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对待生老病死要顺应自然的观点如出一辙。姑且不论缓和医疗的渊源是否与传统医学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能够让人们多了解一些传统文化对于死亡的认知，汲取一点传统医学对待死亡的智慧，从中获得“存顺殁宁”的坦然，如此，对于推行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缓和医学是非常有益的。下面就简要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观——
道法自然 生死相依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42章》）。讲的是“道生阴阳”，“阴阳和合万物化生”。《道德经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是人与天地同为道之子，都遵循着“物壮则老，盛极而衰”的自然规律。庄子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庄子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意思是说，大地承载我的形体，用生存劳碌我，用衰老适养我，用死亡安息我。所以，学会生活的人，才能有善终。“生者寄也，死者归也”。生以天地为宿，死以天地为舍。做到既不悦生，也不恶死，是故“生死齐一”。因而才有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一种乐观的死亡哲学。死亡在这里没有痛苦的呻吟和无尽的恐惧，而是赋予人们勇气和力量，达观面对死亡的降临，追求精神的自在逍遥。当然道家也强调“长生、久视”，重视身体的长寿，但更重视以“道”的无欲无求来最终达到超越生死的境界。
东西方文化对待生死的态度近乎一致。有本畅销书《相约星期二》，书中讲述了一位“终身教师”莫里•施瓦茨的真实故事。学生米奇·阿尔博姆得知16年前自己非常尊敬的老师身患侧索硬化症，将不久于人世，便前往探视，老师相约每周二给学生讲课，题目就是人生。最后一课讲得是老师的葬礼。“老师，什么是人生最困难的事情？”米奇问道，“与生活讲和”老师答道。老师告诉米奇，人们要学会接受自然所赋予人类的一切，衰老和疾病都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学会了怎样理解死亡，才能明白怎样生活。用老子的话说“死而不亡者寿”。用余秋雨的话说“境界让死亡充满韵味，死亡让人生归于纯净”。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说“告诉人们，死固然可畏，但正是因其可畏，所以才要求更好的生，更自由的生，做到不辜负自己，不畏惧生死，不世故不作恶。朝着更好的人类目标，朝着真理与智慧，不停地进取努力”。
存顺殁宁 生死俱善
儒家乐天知命，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北宋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曰：“存，吾顺也；殁，吾宁也”。就是说人活着的时候当尽社会之责，离世的时候，应做到无愧宁静。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路有关“事鬼神”的问题时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回复子路有关“死”的道理时曰：“未知生，焉知死?”。因此，多数人认为儒家是乐生而讳死的。实际上他是告诫学生，该把精力用在实现自己的使命，不必过分在意死后的事情。
而孔子自己就是一生都在为恢复礼乐教化的社会“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无暇去考虑死后的事情。孔子也曾感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的生命也就如同滔滔江水，一去不再复返。孔子认为死不过是生命的终结。如果人们只是着眼于死亡，那么就很容易会被病态的死亡观念所支配，陷入到恐惧和悲观之中。反之，如果能够在死亡的背景下去体会生命，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放下外在事物的干扰，才能让生命更接近于生命的本真。不因生而喜，不以死而悲。那么死亡不仅不是可怕的，反而会将人们更加珍惜生命，进入真诚的生活方式之中，让生命变得更为自觉和丰富。
正如荀子所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再如泰戈尔所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生死预判 向死而生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书中数十篇章节涉及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得神者昌，失神者亡”；“非其时生，当其时则死”的临床生死的识别。书中数百处以“死”来表示病情恶化或预后不良以及预判死亡时间的论述。其是以阴阳五行及五运六气作为理论的基础，以正气盛衰作为判断疾病预后及预测死亡时间的标尺。依据“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素问·脉要精微论》）。
医者可依据传统医学死亡的理论以及临床经验来决断其生死，这对把握患者的生存时间、抓住最佳的治疗时机，以及对患者和家属进行临终预嘱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一是根据《黄帝内经》中的不治原则，遏制医院或医者对生命不可逆患者的过度治疗；其二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也就是说保养生命以预防疾病的发生与阻断疾病引发死亡的内外因素。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又云：“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足见其“决死生”的主要依据是阴阳之道。
结语
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老年人的善终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但病人普遍的“悦生恶死”，家人多数是“愚孝不舍”，不能也不愿坦然接受死亡降临的客观事实，往往会选择比疾病本身更痛苦的治疗措施，延长其痛苦的生命。曾有报道说中国人死亡前一年治病的花费是一生所得的85%。
缓和医疗之缓之和与传统医学“医事贵缓,医道尚和”的观念不谋而合。其目的就是希望帮助人们缓解疾病引发的各种痛苦（尤其是那些恶性肿瘤、消耗性疾病及生命期很短的患者的痛苦）。与生活讲和，生死两相安。在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中，无论是道家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自然之道，还是儒家的“存顺没宁”，“生死俱善”的理性平安，都表达了对待生与死的一种顺应自然的心态。尤其是庄子的“以道观死”，会引导人们对死有更高的理解和领悟。传统医学中关于某些疾病的不治与死亡的预判可为临床做好生前预嘱提供参考，也为医者和患者树立正确的疾病观和生死观提供借鉴，同样对于缓和医疗的实施也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编辑/王敬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