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大夫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然而在这10年中，我还是能常常想起她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仿佛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1996年史轶蘩院士（前排左二）病房查房

我印象极为深刻的一件事，却是被史大夫训斥到无地自容的情形。当时我还是住院医师，刚刚从内科轮转结束回到内分泌病房。当时我自诩写病历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在内科各病房轮转时也非常注意向诸位主治医师和高年资住院医师学习，因此自认为必定可胜任日常工作。然而，那时我对内分泌学的掌握还非常粗浅，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恶补内分泌疾病的常规处理，有时甚至到了囫囵吞枣的程度。

当时我第一次管矮小症的患者，从收治当天开始就翻阅了手边所有相关专业书，而该患儿又基本上符合生长激素缺乏症的特点，因此觉得足够应付临床诊治，也就把重点放在其他患者身上了。几天后恰巧主治医师换班，同是史大夫博士的伍学焱大夫接管病房后，查完这位小患者，就对我说，矮小症的患者，我们请史大夫来查次房吧，你好好准备一下。

我当晚值夜班，于是努力把病历熟悉到了接近倒背如流的程度，又重新工整地誊写了一遍，觉得实在没什么可做的了才去休息。然而第二天史大夫就来查房了。在我病历汇报到一小半时，史大夫突然盯着我说，做胰岛素低血糖兴奋试验时，你在干什么？病人有哪些症状么？你当时为什么没记录？我立即开始冒汗，如实承认我当时没在患者床边，因此没有记录。其实当时确实是因为另一患者的问题，我被护士叫走了；但我已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原本我认为，胰岛素低血糖兴奋试验的结果非常说明问题，这个记录上的瑕疵不会被重视，哪知道史大夫直接就对着这个病程去了呢！史大夫盛怒之下，对我痛斥道：你还配做一个协和大夫么？我看你连赤脚医生都做不好！接下来又把伍大夫狠狠批评一顿。当时我真是羞愧难当，还连累了伍大夫，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等到史大夫离开以后，伍大夫把我单独叫到一个屋里，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尽管今天史大夫语气很重，但是她说的确实都是对的，一定要努力改正。大家都被史大夫批评过，被批评有利于成长，不要有思想包袱。我已经“头涔涔而汗津津”，总算慢慢平复了情绪，痛定思痛后再来复盘，终于理解了史大夫。

首先是这一功能试验是有一定风险的，至少一部分患儿会有些难受；在床边陪伴最起码也体现了一种关爱。其次是，出现症状时就应该立刻测指血血糖；如果能证实低血糖已发生，就应直接取血并同时让患者口服甜饮料缓解症状，不必机械地等到设定的半小时。再加上，作为第一次管这样的患者，居然做功能试验不去亲力亲为，从工作态度上就值得检讨。还有一条，出现这些问题，也说明了对这一功能试验的理解是不够深刻的。于是我心服口服，此后常常想着如何不去犯类似的错误，如何在实践中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1年多以后，我再次收治了1例矮小症的患儿，这时候主治医师是连小兰大夫。连大夫看了病人后，同样也说，我们请史大夫来查房吧。我顿时就冒出了一身冷汗，嘴里却只能说：“好的，我好好准备。”当晚我特地换了班，把病历的每一处都逐字逐句进行推敲，再把每一处这名患儿略有特点的临床表现都进行了分析，还好好复习了几遍《协和内分泌和代谢学》的相关内容，还是不能完全放心。最终只睡了两个小时，醒来后依旧十分紧张。

等到史大夫来了，我战战兢兢汇报病史结束，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史大夫去看了患儿并亲自查体后，回到办公室，突然问大家，你们觉得李乃适这份病历写得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吗？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又开始“头涔涔而汗津津”了；我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病历，很是狐疑，我确实再也想不出来还有什么问题了……连大夫也说似乎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这时候，史大夫微笑着说：“这份病历确实写得不错，但是有一个细节，其实需要关注一下：如果生长激素缺乏得非常重的情况下，新生儿是有一过性轻度低血糖的可能的，会表现为哭闹较其他新生儿更为厉害；但这一表现非常不容易被注意到，所以问病史问出来的可能性也很小。”我这才松了口气，承认我并没理解到这一层深度。史大夫离开病房后，连大夫还笑呵呵地对我说，不错啊，过关啦！而我已经迅速进入到“儿茶酚胺耗竭”的状态了……

▲史轶蘩院士在为患儿查体

后来机缘巧合的是，我曾经有一年和史大夫同住在一个小区，所以就经常到她家里去给她送寄到科里的信件和杂志。当时她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日渐衰退，情绪也经常十分低落。我们每个学生去看望她的时候都努力说一些近期发生的事情，希望让史大夫高兴起来，但不总是奏效。当时我在西单院区做住院医并且同时兼会诊工作，常常只有周末时才能去看看史大夫。有一次我就跟她说了说我工作中的事：我在外科会诊的时候，冒出了一个想法：用当时最新的超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甘精胰岛素给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进行围手术期的血糖控制，从理论上应该是效果更好而又最不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我也尝试了几例，同时每天都去看患者的情况，看起来确实不错。结果史大夫一下子从半卧位状态突然坐了起来，盯着我说：“李乃适，你有希望！这就是临床科研思维！你要好好干！”我当时非常感动。深受鼓舞之下，我努力做了若干例尝试，最后确实证实了先前的猜想，并以此获得了2006年医院的医疗成果奖。

然而史大夫身体状况却是每况愈下，到2010年时，她发声已经开始模糊，不太容易辨认了。我当时受科里委托，脱产近1年收集刘士豪教授的各种资料并做成纪念视频与《刘士豪画传》。当完成视频，史大夫正在住院；我于是把视频光盘拿到病房播放给她看。看到一半，她就老泪纵横，紧紧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你做了件大好事！我替全科同志感谢你！”这两句话说得特别清楚，特别有力。我大为意外，怕影响她病情变化，赶紧说这是我份内之事，就立即告辞让她休息了。我当时突然感受到了特别真实的史大夫，不仅仅是学富五车的院士，也同样是古道热肠的性情中人。

再1年多以后，我远赴欧洲留学，临行前去告别，史大夫已经长期卧病在床了，她似乎还能认出我，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没想到这一去便成永别！然而无论如何，史大夫的言传身教，已经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深远。

作者：李乃适

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科常务副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1992-2000年就读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系（八年制，北京大学生物系预科），获医学博士；2012-2013年就读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分子遗传学系，获理学博士。在西藏支边期间所参与的工作“高原地区糖尿病血糖管理与临床实践” 获2010-2011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第3完成人）。《威廉姆斯内分泌学》第11版副主译。2009年获北京高校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中文A组三等奖。2018年获校级优秀教师与“协和之友”优秀教师奖。

文字/李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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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肖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