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萌，1924年12月生于江苏。1938年8月参加革命，加入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团，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中军区政治部火线剧社副队长、冀察军区挺进剧社队长，1946—1948年任察哈尔军区卫生学校政治指导员，1949年任解放军接收国民党陆军第三十一医院首席军代表。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后方医院四分院党委书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党办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总务科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行政处副处长，1983—1986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
精彩瞬间
访谈节选
“东战团”里的“小弟弟”
王璐（以下简称“王”）：苏院长您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下您的童年经历？
苏萌（以下简称“苏”）：我1924年12月26日出生在江苏北部，原名叫叶篯。我家客厅有一个国民党元老于右任[1]送的大匾，上面写着四个字“衮内彭篯”。南方管爷爷叫爹爹，我爹爹说你就叫叶篯吧。我原名是这么来的。
小学六年级我没有上全，但也认识不少字，因为6岁之前我爹爹一直教我认字。我自己还写过一个顺口溜：“今非昔比马陵山[2]，周日有人来参观，鸟在空中鱼在水，大家留恋不心甘。”我爹爹觉得我写得不错，就让我交给老师了。老师看到之后说：“哟，这小孩才9岁就能写诗了。”
我4岁就离开苏州了。我家算是官僚家庭，家风很严，凡是在外头工作、当官的一律不许娶姨太太，否则不许进叶家门。后来我父亲娶了个姨太太，我们就搬到江苏宿迁了。那时候他们主要就是三件事儿：抽大烟、打麻将、听戏。那时候抽大烟是可以的，大人听戏时，我就跟着一起看了好多京剧，也会唱好多戏。
王：您是怎么参加革命的？
苏：当时侵华日军占领了南京、上海，我爸爸是国民党西北军的旅长，他在西安有些部下，就把我送到了西安。实际上那不叫参加革命，那叫躲难。我是1937年到的西安，通过我父亲老战友的关系，我被安排到西安乐育中学一年级插班。
1938年7月，我参加了陕西省西安市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团。我当时14岁，是团里最小的，团里还有3个江苏的老乡，大家都管我叫小弟弟。后来大家说我这个名字谁都不认识，篯会错念成“qián”，改了吧。又说我是江苏苏州人，占两个苏，就姓苏吧。当时苏州像我那个年纪的还没有参加革命的，说我是苏州革命的萌芽，就叫苏萌吧。我现在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王：能不能谈谈您入党的经历？
苏：当时我在西安参加革命，我的初心是打日本、救中国，不做亡国奴。后来大家说这是我参加八路军的初心，入党了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他们说共产主义是没有阶级和压迫剥削，我想这不错，而且我的几个江苏老乡都入党了，我想他们都入党了，干脆我也入党吧，就跟着写了入党申请书。我是1939年7月10号成为预备党员，3个月的候补期[3]一过，支部投票全体通过，我就正式入党了。我是14岁参加八路军，15岁入的党。
▲苏萌（后排左六）在“东站团”时的留影
王：请您聊聊抗战期间印象深刻的人。
苏：后来我们跟着部队从西安挺进冀中军区，我八年抗战都在冀中军区[4]。冀中，就是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的平原，整个晋察冀边区的粮食、棉花、兵源都依靠冀中。1939年3月，我们与从加拿大到中国支援抗日战争的白求恩[5]大夫一行差不多同时到达冀中军区。部队有个欢迎仪式，台上挂着横幅写着“欢迎东战团[6]和白求恩大夫”。白求恩上台讲话：“我是诺尔曼·白求恩，我要上前线，我要打仗，我要做手术，我明天就去。”我们就感觉这个外国人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团里有一个江苏老乡叫沈乃然[7]，她背后长了个鸡蛋大的瘤子，大家说白求恩是加拿大来的外科专家，请他给看看吧。我们就带着沈乃然去找白求恩了。白求恩拿听诊器给她听，用手按压各处，问她痛感，详细检查以后，他说，目前不像恶性肿瘤，但要很快手术，不然将来有可能会变恶性。北平有个协和医院，我有老同事在那儿，我给他写信，但你们得找军区首长通过“敌工部”[8]把她送到协和医院。白求恩写了信之后，我们找了冀中司令员吕正操[9]，并委托政治部“敌工部”派专人化妆进入北平，把沈乃然送到了协和。不到3个月，她就做完手术回来了，大伙都竖起大拇指，说协和很厉害。我从那时候才知道，北平有个协和医院。万万没想到，30年之后我成了协和医院副院长，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当时延安那边让冀中军区一个月给白求恩100块现大洋。白求恩说，我在解放区用100块现大洋买什么？我在加拿大做一个手术的收入超过100块现大洋几倍。我在解放区顶多到老百姓家买鸡蛋，现在天天给我一个鸡蛋，我也不需要特别买啊。他坚决不要，后来这个钱就没给他了。
▲1939年6月白求恩大夫（右一）用中共北平地下党从协和医院筹集并输送到解放区的药品器材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
王：您和白求恩之间还有过其他难忘的事情么？
苏：我们到冀中军区后，吕正操司令员觉得我们东战团在部队穿得花花绿绿的不合适，就要给我们定制一批衣服。我们都很喜欢白求恩身上穿的列宁服，它跟普通衣服不一样，下面没有扣。吕司令员就让我们找白求恩把衣服借来。白求恩听到之后，马上脱下来，和他的翻译董越千[10]比划，让我们做出新的来，给他和翻译一人一套。一个礼拜以后，我们穿着新衣服来了。他的翻译说让白求恩看看我们穿上新列宁服的样子。白大夫说我穿列宁服很像个小八路，要给我照相留纪念。这张照片就是他照的，那是我到现在为止保留的最年轻的一张照片。
我当时弄了两个小板，把这张照片夹在中间，中间搁点棉花，怕压坏了。然后在老百姓家找了一块猪尿泡包着，放在贴身的衣袋里。猪尿泡就是猪的膀胱，那时候老百姓的酒坛子都是猪尿泡包上棉花盖着保存的。所以整个战争那么长时间，我好多东西都丢了，但是白求恩给我照的照片没有丢。
▲1939年5月白求恩大夫为苏萌拍摄的照片，当时他15岁，任冀中军区火线剧二队副队长
死里逃生的抗战老兵
王：听说您亲历了冀中区“五一”反“扫荡”[11]，当时是什么情况？
苏：在解放区，白天是日本人的天下，晚上就是我们八路军的天下，我们每天晚上都行军。有一天傍晚，部队决定突围出去。就让一个男同学拉着一个女同学，结果我们刚走没多久，看到刘哲一个人蹲在一个坑里头，负责她的段月波不见踪影，她说段月波把她给扔下了。我就一手拉着她、一手拉着张玲往前接着跑。走了没多远，有个小低坡，我们刚上去，俩人突然都倒了，我一看后头，她们都中弹了，流血不止。我说：“快走啊，别在这儿躺着！”没有反应，我一摸她俩，呼吸都没有了，我说坏了，大概是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往前走，结果前面不远，就碰到了部队老战友。我俩一商量，晚上去村子里借了门板和铁锹，把所有牺牲战友的尸体抬到村西头一个杨树林子给埋上了。但因为当时是五六月份，下大雨，那尸首的肚子都胀起来了。我们一边埋一边哭。
这个战斗对我来讲应该算是死里逃生了，因为日本人一梭子机关枪，哒哒哒哒，没打中我。后来建国以后，我给北京安平县委写信让帮忙找找张玲、刘哲的家属，以烈士待遇对她们，但县政府翻了很多档案都没找到这两个人。我也只能含着眼泪把这事过去了。
王：请讲讲您入“抗大”学习的经历。
苏：我们冀中军区有个副政委叫谭冠三[12]，他当时要到一分区当政委，就跟我说：“小鬼，跟我走吧。你现在演小孩的戏太大了，演大人的戏又太小，来给我当秘书吧。”到了一分区之后，中央决定让谭冠三带一分区改名南下支队，去支援宋任穷[13]的部队。后来他跟我说：“小鬼啊，秘书又没什么大事，真正的发言稿你又写不好，上抗大去吧。”我就去了。
到了抗大，我在政治队，当时抗大叫抗大三团，指导员是黄中[14]。那时候都不叫文工团，叫剧社，抗大三团的剧社叫烘炉剧社。后来因为我在抗大学习表现比较好，还被评为模范学员、模范党员。
▲抗大三团指导员黄中
王：您在抗大的时候是不是还亲历了“百团大战[15]”？能讲讲这段经历么？
苏：我到抗大没多久，共产党就在晋察冀发动“百团大战”。那时候日本人控制住了平汉路和津浦路。他们在铁路两旁都设置了口小、底大的护路沟，沟里有水，还有铁棍和木棍杵在沟里，人要是掉下去了，爬不上来。那会儿我们抗大学生也没有武器，部队就让每个连队、每个班安排一个人参与破路。为什么要破路？因为知道日本人把南京、上海都占了，要派大批的兵南下，但是铁路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我们就得破坏铁路，清除周边据点。
结果我不小心掉下去了。两个战友就拿着绳子一头拴在自己身上，另一头拴在铁道上，跳下去，把我也捆上，再一起爬上来。上来以后，我感觉胳膊特别疼，他们带我上村子里找大夫，结果找了一个巫医。他就边弄我胳膊边念念有词，还有两个人抱着我，疼极了。到第二天白天，村长说，3里路外有一个老中医，他会推拿，让我去看看。到那儿以后，老中医问：“小八路，小弟弟，谁动过你？”我就和他讲了。他说：“那是跳大神的巫医啊，我来看看。”他就摸着我的胳膊一推，我听到“嘎吧”一声。后来他又拿绳子、小板固定住我的胳膊，这就算复位了。
王：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您在做什么？
苏：我们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解放军区也没有电视、电台，也没有得到什么消息，碰见老百姓都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就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是城里“话匣子”说的。那“话匣子”也不是电视，就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后来部队通知我们赶快回去，让我们写一个叫《李自成》的剧本。李自成到了北京没做几天皇帝，就让清军赶走了。我们马上就写了一个《李自成》的话剧，就开演了，我在里面演的角色叫李岩[16]。我们就在解放区演话剧、唱歌、跳舞、演京剧，很多老百姓都半夜三更带着饭来看我们演出，都说不错。
有个演员叫郭兰英[17]，我们在张家口看她演晋剧，就是山西梆子，演得挺好。张家口解放以后，我跟我们团里一位女演员一起去了郭兰英家里，希望她参加八路军。郭兰英一听，还有点动心，就去问她的养母。后来她们说要再商量商量，我们就先走了。结果部队正好要转移，我们就跟部队转移了，没能成行。结果后来听说她参加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现在是歌唱家。
▲1945年8月解放张家口时，身穿连级干部军服的苏萌
王：您还参加了1949年开国大典，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去的，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苏：我当时是作为原华北军区总医院宣传科长身份去参加的开国大典，当时医院选派了四位大夫、八位护士分乘两辆红十字救护车前往，由我带队。按照指挥部要求，我们夜里11点之前到了太庙，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那儿。观礼台分东西观礼台，人很多，他们给了我一张东观礼台的通行证。
当时，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林伯渠[18]是大会主席，他紧接着说，“请毛主席升旗。”说完以后，毛主席在边上说：“不对，不对。”陈毅[19]元帅说：“升国旗，升国旗。”林伯渠说：“请毛主席升国旗。” 五星红旗这才冉冉升起。
当时我们有坦克，朱德[20]总司令阅兵。有一辆坦克到了中山公园门口熄火了，它后头那个坦克就顶着它走，台下观众看不见，台上的我们看见了，后来听说后面顶着它的那个驾驶员立了一个小功。苏联飞机从天安门飞过，大家都抬头看，我突然感觉背后发热，回手一摸发现湿了，我回头一看，是一个民盟代表抱着的小孩尿了我一身。她说：“对不起，我没把孩子抱好。”我说：“不对，这是这个小宝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投身医疗卫生事业的老党员
王：您是怎么转入医疗体系的？后来又怎么来协和的呢？
苏：1946年，我当时还在部队，领导说要成立察哈尔军区卫生学校，里面有军医班、护士班、调剂班。我作为共产党员要服从分配，就去了。
1983年3月15日上午10点，医科院吴阶平[21]找我说，崔月犁[22]部长点名要调我去协和医院，下午就要去。崔部长之前在一个会上听我说过一个观点“管理事情不是发号施令，管理是一门科学”，他觉得我把管理提升到科学的层面，决定调我到协和。后来崔部长到协和宣布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包括陈敏章[23]、艾钢阳[24]、彭玉[25]、王荣金[26]和我五个人。他还说：“卫生部根据国务院指示，确定北京协和医院为全国医药卫生战线改革试点单位，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希望你们不要畏首畏尾，要敢于做医药卫生战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是这么到协和的。
▲卫生部任命苏萌同志为协和医院副院长的任命书
王：请谈谈1983年您在崔部长带领下开展工资改革的情况。
苏：我到协和的时候，大夫、护士的一个夜班费是7毛5分钱。后来崔部长带着我到国务院找了当时的财政部部长，想把夜班费从7毛5分钱提高到1块钱。我们把情况汇报完以后，财政部部长说：“那不行，协和医院是大医院的代表，你们改了全国很快就都得改，财政部拿不了这么多钱。”崔部长当时就说：“我这个卫生部长当得也太寒酸了，连1块钱的权利都没有。”财政部部长一看崔部长有点要发火，他就说：“哎，崔部长，这样吧，你们不要对外宣传，你们把自己的夜班费提到1块钱。”崔部长说：“偷偷摸摸这叫什么改革？那不行！我当这部长有什么用？”
后来财政部部长经过一番考量，还是同意把协和的夜班费从7毛5分钱改成1块钱。回来后，崔部长和我们说：“改，改出成绩是你们大家的，有错误大不了我再去秦城监狱待7年！”崔部长曾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27]在秦城监狱[28]待过7年。后来，在卫生部和财政部的共同努力下，全国也陆续都跟着改了。
所以改革不论大小，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但不改革是不行的。
▲1992年10月苏萌与崔月犁部长家中合影
王：听说您来协和之后给大家盖了职工宿舍，能讲讲当时的情况么？
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把协和收归国有，当时周总理就有个批示，美国人能把协和办成这样，我们自己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应该比美国人办得更好。美国人管的时候一般人的住宿问题是不管的。国家接管之后，就在政府帮助之下在东单建了老职工宿舍。
我们来了协和之后，陈敏章院长一年多以后就调到卫生部当副部长了，彭玉被调到计划生育委员会，艾钢阳因为身体不好卸任了，后来去世了，就剩我和王荣金，我们非常想给职工解决一些后顾之忧，所以就决定给大家修建职工宿舍。
建成之后，我们还找了医科院的顾方舟[29]给剪彩。后来随着医院员工增加，一个宿舍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干脆就把原来协和医院幼儿园也变成宿舍了，就在北极阁。
▲1985年，苏萌（右一）主持了东单北大街协和医院职工宿舍楼开工仪式，时任医科院院长顾方舟（左二）、协和医院党委书记王荣金（右三）共同剪彩，这是协和医院建国后自建的第一栋职工宿舍
王：老楼西门的蓝底金字牌匾是协和的标志，请您谈谈牌匾上题字的由来。
苏：1983年我到协和的时候，协和还叫首都医院，那时候就和卫生部申请改回协和，1984年卫生部就批准了，现在协和医院西门“北京协和医院”的牌子就是这么来的。“北京协和医院”这几个字是赵朴初[30]1985年给写的。
陈敏章当时已经调到卫生部了，经常和赵朴初一起参加统战会。有一天陈敏章就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和赵朴初打过招呼，我们可以找他给题字了。我马上在北京玉器厂做了一个玉葡萄的盆景，寓意赵老的书法和社会活动贡献硕果累累，就跑去找他了。
赵朴初说：“字我可以写，礼我不收。我信佛，从来不收人家的礼物。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既然已经说了就会给你们题字，你明天到我家取就好。”第二天，我又带着玉葡萄盆景到他家去，他把字给我之后，让我把玉葡萄盆景带走，他还是没要。
1985年6月，中、英文字两块铜牌院名就做好了，我们在院西门外举行了挂牌仪式。仪式由我主持，卫生部陈敏章部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顾方舟，以及北京协和医院朱预院长、张义芳书记、张孝骞教授等11人参加了仪式。
▲1985年6月5日，首都医院恢复为北京协和医院，部分领导和教授在医院西门前合影。左起：苏萌、黄永昌、王荣金、顾方舟、张孝骞、陈敏章、吴阶平、朱预、张义芳、戴玉华、艾钢阳
王：您在协和工作时，党建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苏：那会儿都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985年张孝骞老教授已经88岁了，还要入党，他的入党宣誓大会朱预、陈敏章、王荣金还有我都去了。张孝骞入党很让人振奋，我们都赶到现场为他祝贺，大家都很感动。
▲1985年12月18日，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党总支胃肠血液组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张孝骞教授入党申请，与会党员一致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图为会后合影。左起：朱预、陈敏章、张孝骞、王荣金、苏萌
党建工作要牢牢记住，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国两党，英国、法国都是几个党轮流执政，中国不能这样，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都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是一个老八路，我14岁参加八路军，15岁入党，现在80多年了，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说真话、做实事的才是好共产党员。有的人光说不练嘴把式，有的人光练不说傻把式，又有的人又说又练真把式，咱们都要当真把式。
王：协和即将迎来100年院庆，您对协和年轻一代有什么嘱托？
苏：协和院训是“严谨、求精、勤奋、奉献”，但原来这个院训是“严谨、求全、勤奋、奉献”。后来好多老专家说咱们不应该“求全”了，时代不一样了，应该改了，大家就开始研讨。后来朱预院长在任时，根据大家的意见把“求全”改成“求精”。现在的协和年轻人要把这八个字印在脑子里，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初心不变，除此之外，还要把它承担起来。
▲苏萌老院长获得北京协和医院2008年度特殊贡献奖
注释
[1]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2] 马陵山为我国著名自然人文景观，地跨山东临沭、山东郯城、江苏新沂三县，是一条低山丘陵。它北起临沭县曹庄，南到江苏，北南走向，绵延60余公里，以状如奔马而得名。
[3] 1923年党的三大议决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候补党员”改为“预备党员”，相应地将“候补期”改为“预备期”。
[4] 冀中军区：晋察冀军区所辖的一个二级军区。1938年4月，与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成立，吕正操任司令员。
[5] 白求恩（1890—1939），全名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
[6] 东战团是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团的简称。
[7]1939年6月8日，16岁的沈乃然化名Shen Wan-ju(译音：沈婉如)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诊，6月10日行背部脂肪瘤切除术，术后出院。
[8] 敌工部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内部设立的主要机构之一，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敌政治宣传、策反及情报搜集和分析等工作。
[9] 吕正操（1904—2009），原名吕正超，字必之。奉天省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市）人。1922年参加东北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43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
[10] 董越千，北京人。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曾任白求恩大夫的翻译。建国后，历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国际司司长，驻瑞典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
[11]1942年，日军为实现“确保华北必先确保平原”的计划，自5月1日起，集中5万多人，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战术和“三光政策”，对冀中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
[12] 谭冠三（1901一1985），湖南省耒阳市人，开国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俱乐部主任、秘书科科长。1938年冬赴冀中，先后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第7支队政治委员。1940年春任南进支队政治委员，率部在冀鲁豫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3] 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开国上将。抗日战争爆发后，宋任穷同志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历任东进纵队政委，冀南军区司令员、政委，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建国后，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4] 黄中（1915—1996），奉天凤城县人（今属辽宁岫岩）。1938年去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参加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团。曾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政治指导员。后从事教育工作任抗大二分校三团指导员、政治教员。建国后，曾任国家体委副秘书长、副主任、顾问，全国体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长。
[15]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由于参战兵力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16] 李岩（？－1644年），原名李信，明朝河南开封府杞县青龙岗（今开封杞县黄土岗）人。原为明王朝天启丁卯年举人，后投奔李自成，被牛金星诬陷，惨遭冤杀。
[17] 郭兰英，1930年12月生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香乐乡，中国女高音歌唱家，晋剧表演艺术家，歌剧表演艺术家，民族声乐教育家。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
[18]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早年加入同盟会。
[19]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四川乐至人，中国共产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
[20] 朱德（1886—1976），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21]吴阶平（1917-2011），江苏常州人，著名泌尿外科学家、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22]崔月犁（1920—1998），河北省深县人，1937年6月参加革命。1982年4月任卫生部长、党组书记，兼任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23]陈敏章（1931—1999），浙江杭州人，著名消化内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教授。1983—1984年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1987—1998年任原卫生部部长。
[24] 艾钢阳（1930—1991），1983—1986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
[25] 彭玉，江西于都人。1965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临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卫生部人事司司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副部长。
[26] 王荣金，1931年6月出生于山西临县，1985—1993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
[27]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是在1931年，因河北省委遭破坏61人而被捕，后在抗日战争中经党组织批准，“假自首”出狱，“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称为一起冤案。1978年，由曾彦修作证，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顶住种种压力，积极拨乱反正，“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得到平反。“文革”中幸存下来的老同志从“叛徒身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继续从事党的工作 。
[28]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北部，燕山东麓。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之一，曾关押过众多高级别囚犯，有“中国第一监狱”之称。
[29] 顾方舟（1926—2019），出生于上海市，原籍浙江宁波，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长、一级教授。顾方舟对脊髓灰质炎的预防及控制的研究长达42年，是中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被称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顾方舟“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30] 赵朴初（1907—2000），生于安徽省太湖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