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医学大师驾鹤西去，一如瑰丽的落日，灿烂而静美。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毁灭，而是换个地方。”人们对前辈的怀念至远至久，对恩师的教诲亦牢记心间。去者长已矣！我们在怀念的同时，能够继承老一辈协和人的遗志，完成老人家们未竟的事业，救死扶伤，守护生命，便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慰和报答了。

    2013年3月1日，史轶蘩院士追思会在北京协和医院学术会堂会议室举行。追思会由内分泌科主办，史轶蘩院士的生前好友、同事、学生以及家人参加了追思会。大家怀着悲痛的心情，一起追思和追忆史轶蘩院士不平凡的一生。

    她喜欢别人叫她史大夫，她严谨、严格，一丝不苟，眼里不揉沙子。她把医院当家，每天穿着白大衣往来于门诊、病房和实验室。人们对她有点怕，因为她直言不讳，敢于批评；人们爱戴她，因为她严谨背后透着温情，让人心生温暖。她的一生，是坚守科学精神的一生，坚守推动中国内分泌学事业发展的一生。站在她离开的路口回头看，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时代，一个纯粹的令人神往的时代。

    “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份科研资料。”

    问起对史大夫的印象，很多人脱口而出的就是“严谨”两个字。史大夫的一生，就是真正把“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做到极致的典范。

    金自孟教授与史大夫共事了近五十年，至今他仍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史大夫对他说的一句话，“你见到的每一个病人，都是你的研究对象，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份科研资料，所以要对每个病人都详细询问并记录病史。”后来，史大夫在科里提出并实行“卡片制度”，要求把每一位内分泌病人的信息都登记在卡片上，然后编号保存。正是由于当时这简单的一小步，才使得内分泌科在之后的科学研究中拥有了庞大的丰富的病例资源库。

    史大夫曾担任过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药理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在临床药理试验工作中，史大夫要求受试者用药时间分秒不差。实验室墙上挂着时钟，工作人员每人手里握着定时器，时间都调到分秒不差，只有等到秒针走到点上，史大夫才让病人开始服药，至此工作并未结束，史大夫还会让病人张开嘴，仔细检查是否真把药咽下去了。

    二十年前，伍学焱大夫从上海来到北京，拜在史轶蘩院士门下，成为史大夫的博士生。他清晰地记得史大夫教他怎么写病历，史大夫告诉他，“写现病史一定要言之有物，要注重临床诊断。”伍学焱曾仔细研读过史大夫的文章，他发现史大夫下的结论往往非常肯定。他问史大夫为什么每次下结论都那么肯定，不担心会说不准吗？史大夫说：“我相信我的方法，我的方法就能得出这个结论。我又从各个方面反反复复验证我的结果，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研究就得像法官判案一样，不能模棱两可，不能得出既可能这样又可能那样的结论。”也正是因为史大夫一直秉持着严谨的工作态度，才使她的结论总能如此自信和潇洒。

    在向红丁教授眼里，史大夫是一位大学问家，知识面丰富而又宽广。但他同时观察到，只要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史大夫总是不耻下问，哪怕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提一个在别人看来是很小的问题。年轻的大夫听到后甚至会偷偷捂着嘴笑，心想这么大的教授怎么还会提这样的问题，但是史大夫说：“只要是我不清楚的、不了解的，我就敢问，敢问任何人，因为学无止境。”

    “我们是大夫，没有下班时间，只有抢救病人的时间。”

    在协和工作时间稍长一点的人都知道，史大夫多年来一直住在医院护士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很多人不理解，这么有名的大教授，生活为什么这么简朴。史大夫就告诉大家：“我住在这里工作方便，有事情可以随叫随到。”

    邢小平主任回忆到，史大夫要求总值班在急诊、会诊时遇到问题一定要跟她汇报。所以，总值班医生每每遇到危重病人，心里从不会发慌，因为他们知道有史大夫在。一听到呼叫，史大夫都会及时赶到急诊看病人。如果感觉值班医生汇报的病史不够满意，她便会自己重新询问病史，亲自检查病人情况，然后再与大家商讨急救措施。

    一次，一位年轻大夫刚休完产假就进病房抢救病人，忙到夜里很晚都没能回家。这时，她的爱人打来电话问史大夫：“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大夫下班，你们有没有下班时间？”史大夫回答他说：“我们是大夫，有需要抢救的病人时，我们就没有下班时间。”

    “每次查房时，我们既害怕她来，又盼望她来。”

    临床上常会遇到许多疑难病人。每次查房前，史大夫都要事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一般前一天下午她会来看病人，了解病人情况，碰到疑难问题，她就当晚回去看书，有时候要忙到后半夜，直至把问题梳理清楚。所以每次史大夫的查房都非常精彩。但是很多大夫对史大夫要来查房，是既害怕，又盼望。怕的是自己哪方面没做好，受到史大夫的批评，盼的是在史大夫点评的查房中自己又能有大的收获。

    史大夫是位精益求精的学者，她的眼里从来容不下沙子。她对科研的要求是精确到每个细节、每个数据，从不能有半点马虎。学生的论文里如果出现了“可能”、“大概”的字眼，被她看到后肯定要挨批评。每次学术会议上，学生做完报告从讲台下来，史大夫从不会说表扬的话，而是花很长的时间告诉学生刚才演讲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一五一十地指出来。

    2003年，史大夫接受了膝关节置换手术，她的学生潘慧大夫去看望她。她问潘慧：“胖子，你们都怕我，可为什么还选择内分泌科？”潘慧说他并不满意自己当时的回答，但在带了学生之后，他开始慢慢理解恩师的良苦用心。现在这个社会说好话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缺表扬，但是有一个人随时随地发现你的不足并指出来，却很难得。史大夫就是这样一个人。

    “她说她想内分泌科的那些事儿。”

    史大夫的女儿说，在史大夫最后的日子里，问她想不想儿子，她说不想，想不想女儿，她说也不想，问她想谁了，她说想内分泌科的那些事儿。在史大夫心里，协和内分泌科、内分泌学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占据着比她的子女更重要的位置。

    1979年，在史大夫的大力推动下，协和内分泌科按照腺体成立了垂体组、肾上腺组、甲状腺组、糖尿病组、骨代谢组等多个专业组。这一举措推动全国内分泌学事业的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998年，史大夫在菲律宾开会期间，联合台湾、香港的内分泌学同行一起筹办了华夏内分泌学大会。1999年，首届华夏内分泌学大会召开，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史大夫的努力下，中国内分泌学事业逐步得到国际公认。

    史大夫的学术思想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她最先提出内分泌疾病的诊断首先要做功能诊断，在明确功能是否正常的前提下，再去找病因，进而进行病因诊断。1986年，国外兴起分子生物学研究，而这一工作在国内还是空白。史大夫就和实验室同事讨论，着手开展分子内分泌学的研究。她从美国NIH进修回来后，在科里建立了每周三下午的文献汇报制度，培养年轻人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史大夫曾告诉她的学生：“国外内分泌学受强大的资金支持，有很强的研究基础，中国的内分泌学如何能够在国际较量中胜出呢？我们一定要以临床为中心进行基础研究，这样才能胜出。”所以，史大夫在确定科研课题时，总是从临床出发，提出问题，进行基础研究，然后再回到临床去验证。因此，史大夫也是我国较早致力于转化医学研究的代表。

    “等我退休后，有时间了，要把武侠和侦探小说好好看个够。”

    大家回忆的一些点滴小事，反映出史大夫这位严格、严厉的学者，生活中其实是在用一颗真诚的、温暖的心去感受世界和对待他人。

    曾正陪教授与史大夫一起共事三十余年，有时候史大夫会叫上她一起去给女儿买衣服，然后借出国开会的机会带给远在瑞典的女儿。在史大夫搬家时，科里同事去帮忙整理，他们发现史大夫为女儿做了好多箱衣服，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分别放着。大家谈起此事时，感觉到史大夫既是严母，亦是慈母。

    以前乘火车去外地开会，史大夫会招呼大家一起打牌，史大夫的牌打的棒极了。在她房间的书架上摆着各种武侠小说和福尔摩斯、克里斯蒂等的侦探小说，学生问她：“史大夫您看吗？”她说：“我想看，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等我退休后，有时间了，要把武侠和侦探小说好好看个够。”

    史大夫担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主任委员时，她的学生发现，每次外出开会，史大夫都会穿的很漂亮，头发吹得整整齐齐，跟平时在科里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学生就问她这是为什么，史大夫回答说：“因为我出去代表的是协和医院的形象。”史大夫有一件蓝花的旗袍，是第一次在中国召开亚太内分泌学大会时为了欢迎晚宴特意定做的。

    在史大夫的学生顾锋大夫心里，有一件事一直让她倍感温暖。一次史大夫邀请学生到她家里汇报工作，她拿出先生做的姜片给大家吃，顾锋觉得特别好吃，不禁称赞了几句。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新姜刚下来的时候，史大夫捧着一瓶姜片找到顾锋说：“听你说姜片好吃，今年我就给你准备了一瓶。”在史大夫的追思会上，顾峰大夫讲述这段往事时，眼里泛着泪花。

    在很多协和内分泌科年长的工作人员的记忆中一直珍藏着这样一幅画面：老楼内分泌科办公室，史大夫站在窗边，手捧一本英文版的《内分泌学》，椅子上坐着七八个年轻人，轻声跟着她一起朗读，窗外和煦的阳光洒进来，时间仿佛在那一刻永驻。

    内分泌科全体同仁表示，对史大夫最好的追思，就是大家不断学习史大夫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努力工作，将史大夫等老一辈专家所开创的内分泌学事业传承好，不断地发扬光大，为将协和内分泌科建设成国际一流的内分泌学科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