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被媒体称为“超级细菌（Super-bug）”的细菌受到了全球广泛关注，引发了公众的普遍忧虑。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办公室与检验科经过多年研究，认为“超级细菌”并非是一种特殊的细菌，其出现的根源在于近年来对抗菌药物（特别是三代头孢菌素和碳青霉烯类）的滥用。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对抵御超强耐药细菌至关重要！
所谓的超级细菌，其实是传媒对超强耐药细菌的泛称。本次报道的并非是一种细菌，而是指新近发现的产“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New Delhi Metallo-beta-lactamase，NDM-1）的肠杆菌科细菌，主要是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杆菌。此前，同样被称为“超级细菌”的还有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
与SARS、甲型H1N1流感不同，产NDM-1肠杆菌科细菌引起的并非烈性传染病，而是感染性疾病，且绝大多数是医疗相关感染。因此，尽管该类细菌感染的临床表现和影响预后的因素与其它细菌类似，但针对它的有效治疗药物有限。研究显示，仅部分产NDM-1菌株对粘菌素和替加环素敏感。
NDM-1是一种碳青霉烯酶，属于B类β内酰胺酶，也称为“金属酶”，仅见于革兰阴性杆菌。NDM-1最早是在2009年12月印度新德里一家医院的肺炎克雷伯菌感染者体内发现的。随后，巴基斯坦、英国、美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和荷兰等国家都相继对其进行报道。该酶经质粒介导，因此，易于水平传播，导致暴发，成为医疗相关感染的重要隐患。
Karthikeyan等发现，此次发生的产NDM-1肠杆菌科细菌感染者中多数曾有印、巴两国的旅游医疗史，多为医疗相关感染，仅个别病例为社区感染。第一起感染者死亡病例发生于2010年6月。
回顾近年来细菌耐药流行趋势，我们不难发现，早在产NDM-1肠杆菌科细菌在某些国家首先流行前，A类β内酰胺酶中的KPC（肺炎克雷伯碳青霉烯酶）在很多国家就已广为传播。碳青霉烯酶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具有水解作用，导致倍受医生信赖的、常常作为重症感染治疗首选的碳青霉烯类失效。在我国，多重耐药、甚至泛耐药的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日益猖獗。2009年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我院分离到的革兰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占第一位，其中，对全部抗菌药物耐药（即“泛耐药”）的占51.6%。这个数据虽然比国内其他医院的报道低，但泛耐药细菌感染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难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上述超强耐药细菌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表面上看，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滥用、特别是其仿制品的大量应用是元凶。实质上，三代头孢菌素的滥用才是根源。大量滥用三代头孢菌素势必会导致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细菌（ESBL，特别是肠杆菌科）的出现，随着耐药性的广泛传播，医生很多时候被迫选择碳青霉烯类药物作为这类细菌感染的治疗选择。最终，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带来的后果形成了恶性循环。不仅如此，三代头孢菌素的滥用与MRSA高分离率的相关性已经被许多研究证实。
为做好产NDM-1肠杆菌科细菌的监测和控制工作，卫生部已经下发文件，进行专项调查。我院作为哨点单位已经把这项工作纳入检验科（细菌室）的常规工作。目前，国内还没有粘菌素和替加环素上市，给感染者的及时治疗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特别是严格限制三代头孢菌素、碳青霉烯类的使用）、阻断NDM-1肠杆菌科细菌的传播是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
总之，细菌耐药性已经越来越成为威胁公众健康的全球性难题。10年前，以MRSA、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Vancomycin Resistant Enterococcus，VRE）为主的革兰阳性球菌备受关注。时至今日，多重耐药、甚至泛耐药的革兰阴性杆菌对我们的威胁日益严重，不仅表现为发生、发展速度快，更重要的是只有极少数对药物敏感，且后续新药研发几乎没有日程表。因此，此次产NDM-1金属酶肠杆菌科细菌在一些国家的流行再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已经处于某些感染无药可医的窘境，如何改变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局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特别是限制三代头孢菌素和碳青霉烯类等药物的使用，对避免革兰阴性杆菌耐药性的产生至关重要。其次，做好以接触隔离和标准防护为基础的医疗相关感染的控制工作是阻断耐药细菌广泛传播的核心环节。最后，及时、准确地诊断感染，以选择适当抗菌药物为主并辅以综合措施的抗感染模式是救治特殊耐药细菌感染者的唯一途径。

医务处院感办  马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