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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美第一肿瘤中心感受魅力
时间:2013.11.11 点击数: 字体: 发布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李晓毅

    创建于1941年的MD Anderson肿瘤中心位于休斯顿医疗中心内,是一家综合性的医疗机构,专注于癌症的治疗、研究、教育与预防。该中心拥有一幢内设594张床位的住院部、五幢研究大楼、三幢门诊大楼、两幢办公大楼、一幢质子放射诊疗大楼和一家为患者家属服务的酒店。自建立以来,中心一直处于探索预防和治疗癌症新方法的领先地位;在过去11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肿瘤中心的排名中,它有九次荣登榜首。2012年,大约有11.5万患者来中心就诊,其中有1/3是初治患者,1/3来自德州之外的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大约有8,500例患者登记参加了开发新疗法的临床试验,位居全美之首。
    在MD Anderson肿瘤中心学习的三个月,我对它的了解逐渐深入,慢慢地体会到了“全美第一肿瘤中心”的魅力,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切身的临床实践,而不仅仅是一些死板的统计数据。
    作为一名普通外科医生,我联系的是MD Anderson的头颈外科,学习内容主要是甲状腺癌的手术治疗。虽然甲状腺癌的治疗仅仅是头颈外科的一小部分,但其病人数量众多,通常需要较高的手术效率和密切的团队协作。但是在MD Anderson,我发现他们的病人数量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多,每台手术的时间也较长,手术配合情况似乎也不如国内医院。我心里感到了疑惑:这难道就是全美第一的肿瘤中心吗?
    但是,当静下心来慢慢体会时,我逐渐改变了想法。这种变化来自于我对手术的观察:所有手术医生,不论年资高低,做同一类型的手术,其结果相当稳定;每一台与主刀医生配合的Fellow或住院医都有机会得到锻炼。有一个晚期甲状腺癌的手术病例让我印象深刻,病变局部广泛侵犯至咽喉部、食管、颈总动脉、锁骨下动脉,并转移到上纵膈;手术共耗时12小时,包括头颈外科、胸外科、血管外科及整形外科的大夫均参与其中,最后切除了大约90%的病变,给病人创造了长期存活的机会。透过这样一台手术,我看到了MD Anderson值得学习的亮点。

    多学科协作理念深入人心

    头颈外科很多病人的手术治疗,不仅包括病变部位的切除,还需要切除后的重建,因此头颈外科与整形外科等科室的协作是“家常便饭”。从手术确认、预约共同手术时间,到手术中的相互配合,都没有任何障碍。多数情况下,病人门诊就诊时就可以预约共同手术时间,手术中不同科室的医生会耐心等待、随时听候召唤,即便需要再次上台,也会“按时、按需”返回。当然,与外科医生合作最多的是麻醉师、病理科医生及手术室护士,作为重要的协作成员同样积极配合。这是一种制度保障下的协作,因此运行通畅,不需要任何人情。
    MD Anderson的手术病人一般在手术当天5点多才到医院,7点多进手术室,手术开始、切皮的时间一般在7:30~8:00左右。如此抓紧、节省出来的时间,好像并不是为了每天“多赶几台手术”,而在我看来,反而是“纵容”了外科医生在手术中可以“不吝惜”时间,这样使得每天都可以从容进行10多个小时的手术(我看到的最长的一台常规手术做了近30个小时)。也许正是这种“不吝惜手术时间、积极协作”的态度,让复杂难治的病人获得治疗的机会,让MD Anderson避免成为“重复简单治疗的中心”。
    此外,多学科协作还体现在手术以外的很多方面:头颈外科每周四下午5:00-6:00的科室查房都有影像科、放疗科及病理科医生参加;每周四7:40-9:00的甲状腺癌多学科讨论会(MDT,这种形式已在国内胃肠肿瘤治疗中开展,但在甲状腺癌治疗中少见),影像科、内分泌科、头颈外科的大夫都积极参与,头颈外科的一部分医生还会在固定的时间出诊内分泌门诊。

    教与学无处不在

    像上述这样的大手术,我们仍可以看到上级医生“放手,给下级医生机会”的情况。手术当天,主刀教授仍像往常一样“迟到”,Fellow及住院医生独自完成了前面的很多手术操作,当血管外科教授完成了颈总动脉的人工血管吻合后,依然“不顾及手术时间”,让血管外科的Fellow来做锁骨下动脉的人工血管吻合。这给了在学习过程中的Fellow和住院医生很多学习、锻炼的机会。当然Fellow和住院医也很辛苦,他们早上6点多就要到医院,不上手术时需要跟教授出门诊,并时常会被教授考问;手术时,会不断从一台转到下一台,做常规的“准备”和“收尾”工作。
    MD Anderson还给医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条件:医院内的图书馆很方便,很多现刊可以通过网络查到全文,参观者可以通过图书馆的计算机登录医院内部网页、查看信息,如讲课的安排等(讲课安排是很早就制定好的,且较少变更);医院内有供外科医生练习手术技巧的训练室,包括最先进的“达芬奇”系统(共有三台工作用机),也有专门供练习用的机器,有兴趣的医生可以申请练习,通过考试后就可以在手术中使用“达芬奇”系统。
    此外,还有各种类型的课程。在头颈外科,每周一的7:15-8:00是口腔肿瘤核心课程系列,每周二的7:15-8:00是口腔肿瘤教学讲座系列,周二下午5:00-6:00是头颈外科教学讲座,周三下午5:00-6:00是头颈外科核心课程,内容涉及临床和科研等,教授、主任、Fellow、住院医以及相关科室的人员等都会出讲。医院也经常有临床和基础研究报告,主讲人来自不同科室或国内外其它单位,中午讲课一般提供简餐。

    资料收集全面、有效,研究稳步进行

    虽然我联系的是头颈外科临床的短暂学习,并没有到实验室进行专门参观,但在临床学习中仍然看到了他们进行的一些研究。在他们并不是很复杂的临床记录中,会专门详细记录一些信息,如甲状腺癌的家族情况、放射线暴露情况,甲状腺髓样癌的病人会被建议进行遗传咨询、家族成员基因检测;病人所有资料都存电脑中(包括外院做的影像资料、病理诊断等也会被存入;所有超声、CT图像都有很多不同切面的连续图像),可供临床医生随时调阅(查房讨论时直接调阅,较少做特别编辑);很多甲状腺癌病人、尤其是晚期病人都有一系列基因位点检测结果(其中一些位点是已有的研究确认的相关位点,但另一些我们没有见过报道)。无论是甲状腺髓样癌还是乳头状癌,当常规临床治疗已经没有好办法时,基本上都会进入临床试验,这对于几十年来进展缓慢的甲状腺癌的治疗无疑是很好的推动。或许会有人质疑:甲状腺癌尤其是占90%左右的乳头状癌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是否还要做基因靶向治疗?但是,当我们在MD Anderson看到那么多晚期、复发的甲状腺癌病人时,就可以体会到这些探索的意义和价值。在头颈外科,几乎每一个教授、副教授都有自己的实验室;还有专职从事科研的教授,他们一般会与临床教授搭档共同进行研究。
    三个月转瞬即逝,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深入了解和体会。作为协和的医生,我常常会把对MD Anderson的初浅认识与协和联系在一起,会想:“这样的病人、这样的手术,在协和医院可以做吗?”我无意对协和医院吹毛求疵,只是在想我们的差距在哪里,能否做得更好?当然,MD Anderson也并不是完美的,他们的很多做法在现实的中国也许并不合适:比如面对中国众多的人口、巨大的医疗供需矛盾,我们不得不顾及手术的时间、床位的周转等现实问题。
    临走前,我在医院的图书馆中看到了一本Spring出版的新书:60 Years of Survival Outcome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我真心希望哪一天协和能有像他们一样的60年的治疗结果,能像他们一样不是简单地遵守指南,而是有我们自己的独立思考。或许,这种独立思考就是未来治疗的突破,是修订治疗指南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