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心医海——北京协和医院陈德昌回忆录》是我国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重症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陈德昌教授所著个人回忆录及文学作品集，该书于近日出版发行。
陈德昌教授出生于1932年，青少年时期在上海生活和学习。他就读于震旦大学医学院，在上海瑞金医院成长为烧伤科主治医师。1964年调至北京协和医院，师从著名外科学家曾宪九教授。1979年赴法国进修重症医学，1982年回国后建立中国首个外科ICU，1983年成立中国首个综合性ICU——加强医疗科。他将国际重症医学先进理念较早地、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始终引领中国重症事业科学化、规范化发展。
本书是陈德昌教授数十年笔耕不辍的心血结晶，它不仅是一本个人成长历史的珍贵记录，更是一部时代变迁与个人奋斗交相辉映的壮丽史诗。全书设九大章节，含280余篇文章以及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共计90余万字。在这本沉甸甸的回忆录中，陈德昌教授以深情而质朴的笔触，细细勾勒了他生命旅途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展现了他在时代洪流中不懈探索、勇敢前行的非凡历程，反映了他对科学与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彰显了他作为医者的崇高情怀与卓越追求。
在书中，我们可以见证陈德昌教授一生的奋斗足迹，年少时在乱世之中磨砺意志，好学笃行；工作后在特殊年代为守护烧伤病人与死神搏斗，谱写生命之歌；凭出色法语能力圆满完成《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译任务，参加医疗代表团三次出访越南；担任医疗队长深入西藏阿里，为雪域人民送医送药；远赴法国求知若渴，为中国带回重症医学的火种；坚守梦想竭力创业，与协和ICU同呼吸共命运；即使年逾古稀，在“非典”暴发时仍临危受命担当重任……只要是国家、人民需要的地方，永远是他无畏奔赴的方向。
在书中，我们还可以走进陈德昌教授的丰富精神世界，对历史人文的独到见解，对创业历程的理性审视，对恩师前辈的追思缅怀，对学科发展和医学教育的无限畅想……历经风霜的他不忘初心，始终坚守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医学事业的热爱与追求。
2024年9月13日，在第十五届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年会暨中国危重病医学大会上，该书举办了简短而隆重的发布仪式，陈德昌教授的妻子潘家绮教授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致辞，她曾全身心致力于推动本书的出版，希望重症医学的青年医师们能从本书中汲取力量，“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潘家绮教授（中）在新书发布仪式上致辞
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和副院长杜斌为本书作序，指出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陈德昌教授一生经历的回顾与致敬，更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他的爱国精神、拼搏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希望每位读者都能在书中汲取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力量，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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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和创业：我与协和ICU共命运
讲在前面的话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纪伯伦——
我的老师曾宪九教授
曾宪九教授强调：“外科学是随着基础医学的发展而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创建了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实验室。他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外科实验室是临床基础研究型实验室，目的在于改进治疗，促进医学的发展。
曾宪九(1914—1985年)
湖北武昌人。著名外科学家，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基本外科奠基人，危重病医学和肠外肠内营养学科奠基人，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一级教授。
曾教授十分重视外源性损伤因素对人机体应答所引发的紊乱以及各器官功能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事实上，机体反应的调控以及器官功能支持是危重患者加强医疗的主体框架。曾宪九教授是危重病医学（Critical Care Medicine，CCM）在中国的奠基人。
20世纪70年代初，曾宪九教授敏锐地觉察到危重病医学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发展形成可观的态势，新的概念相继问世。某些生理或病理生理学的实验室技术进入临床实践，必将推动学术的发展。学术思想的迅速发展是在中国创建ICU的动力，为成功移植CCM奠定基础。因此，他认为北京协和医院建设现代化ICU病房刻不容缓。1979年，我经曾宪九教授推荐被委派到法国巴黎第五大学教学医院学习危重病医学理论知识，争取条件参加临床实践，两年后回国创建ICU。这是老师赋予我的使命，也正是我梦寐以求并将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1982年外科ICU建立
在北京协和医院，临床专科多、设置齐全。ICU作为一个陌生的新专科要取得一席之地，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问题。首先，要取得一定的病房占用面积。如果要占用已有的外科病房，不可行。我注意到行政科有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原先是皮肤科门诊。行政科干部经常跑外勤，使用率不高。我向欧阳启旭院长提出征用建议，院长同意。这块寄托着老师和我起飞梦想的“处女地”，终于拿到手了。
经曾宪九教授许可，我不参加基本外科值夜班，也不参加门诊工作，以便集中精力尽早把病房运转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北京举办国际贸易展览会，行将结束。展品中，有两套ICU专用的床边监测仪，波兰制造，无人问津。原因是外商不愿再次装箱搬运回国。医院行政科得知后，与对方商谈，结果用人民币廉价买进。外商不久派人来院安装上墙。虽说这组监测仪的制造工艺比较粗糙，但是能动态显示心跳、心率、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等图形和参数。我从巴黎带回来3根漂浮导管，回国后又添购一台心输出量测量仪，这一组装备可以及时观测血流动力学和氧输送等变化。我迈出了第一步。
在巴黎第二学年，我发现北京协和医院拥有的Bird-8型呼吸机在巴黎ICU已被淘汰，因为需要高压氧驱动，每天搬动多个笨重氧气筒消耗体力。曾宪九教授特意用外汇订购Bennett-6400型柜式呼吸机。至此，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功能衰竭所需的支持性治疗仪器设备基本到位。
ICU没有人事编制，当务之急，要组建专职的团队。比较可行之道是，从外科各病区征选几位机灵、勤快、好奇、好学的青年护士。我征得6位志愿者，她们是史丹胡、李燕、宁素茹、邢秀珍、高玉华和王丽华。我向曾宪九教授汇报人选。1982年成立了第一届专职ICU护士小组。此时，病房没有患者。曾教授亲自到会，他坐下来就问：“你们是自觉参加，还是服从分配来的？”回答是一致的，不含糊。姑娘们的热情表态令人信服。毫无疑问，我也需要一位专职的住院医师搭档。麻醉科应届毕业的研究生马遂医师志愿前来报到。我不再是孤军作战。
▲1982年马遂医师在ICU
▲1983年ICU护士小组合影（二排右一，史丹胡；右二，宁素茹；右三，孙红；右四，作者）
小小的ICU专职团队宣告成立。每个人都是当家人，把桌椅、立柜、必需用品、瓶瓶罐罐等，布置起来。大家高高兴兴，像母亲把初生婴儿抱在自己的怀里，喂她吃奶，期望她长大。
曾宪九教授果断决策，创建ICU从外科1张病床开始。万里长征取决于迈出去的第一步。欧美国家建设ICU经历多次重大的改革，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1967年，Swan设想在心导管顶端安装一只小气囊，带动心导管进入肺动脉。Swan和Ganz合作，设计并研制“肺动脉漂浮导管”。1970年，他们第一次报道100例成功的经验。当导管从右心房进入肺动脉，到达“嵌入”状态，即可间接测知左心室功能，并不需要直接进入左心室。漂浮导管很快在临床上被推广应用，成为20世纪70年代ICU的标志之一。
我急切期望北京协和医院ICU在创建之初，处于较高的学术水平。当符合国际标准的肺动脉漂浮导管及基本设备准备就绪后，病房尚无患者。困难造就机遇。我到基本外科各病区去寻找适合在ICU治疗的第一位患者。有一位中年女患者同意来ICU接受治疗，并且愿意接受肺动脉漂浮导管插入。我立即报告给我的老师曾教授，他决定当日晚饭后7时左右，在邻近的放射科进行插管。曾教授邀请内科方圻教授和外科费立民教授也按时到场。我和马遂医师两人，经肘静脉插入，在X线透视下，导管顶端的气囊，顺利嵌入肺动脉。这是北京协和医院成功完成的第1例肺动脉漂浮导管插管。老师和学生们都松了一口气。
我回国后从1982年开始到1998年这期间，北京协和医院ICU曾经为537名患者留置漂浮导管，每次测定结果标记都在Starling曲线图纸上，据此判断不同类型的休克，分析病情演变和药物效应。每张曲线图都挂在患者的床头，形成北京协和医院初创ICU的特色。
1982年，在曾宪九教授的指导下，由一张病床开始的外科ICU建立。我的梦想终于见之于现实，就像一位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一样。也许旁人觉得这个孩子长得丑，但在我的眼里看这宝宝很可爱。做母亲的十月怀胎，分娩是痛苦的。但听到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那种无法形容的喜悦，从心底油然而生，久久萦怀。
▲1982年由1张病床开始的外科ICU
▲1982年外科ICU建立
1983年12月建立综合性ICU
1982年，在外科ICU的初创阶段，先后有两位外宾需要ICU收治，一位是北京大学90岁的美国老教授，一位是日本佛教协会会长。初建的外科ICU空间狭小，我设法让ICU医师和护士小组进入外宾病房专管医疗和护理工作，把急需的呼吸机也搬了进去。由于这支小小团队的共同努力，两位耄耋老人安好出院。
▲20世纪80年代，马遂医师在90岁老人的床边
▲20世纪80年代，护士在测心输出量
治疗那位日本老人时，我们手头只有Bird-8型呼吸机可供使用。病房还没有输送高压氧管道系统的设置，每天需要搬动好几只氧气筒。马遂和我轮流从推车架上把灌满氧气的筒抱下来，又把空筒抱上去，这是实实在在的体格锻炼。推车架在走廊上排成一长条。前来探望老人的日本朋友也注意到了这种怪现象。患者出院后，有位日本驻华使馆的官员向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传达了一条出乎意料的信息，日本佛教协会将以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的名义，赠送给医院8张病床的整套ICU设备，包括专供肺动脉漂浮导管插管需要的C-arm X光机。
那间原本为行政科的办公室，显然容纳不下。院领导决定把15号楼1层原来的内科门诊搬走，腾出空间建立新的ICU。把各诊室之间的屏隔全部拆除，成为统舱，依次摆上7张病床。另辟一间安装C-arm X光机，为留置肺动脉漂浮导管专用。每台床边监测仪安置在特制木架上，固定在墙壁上。按老协和规定，每位住院医师要为他所收治的患者采样做血尿等常规检查。因此，各病房都专设一间独立的实验室。这项培训制度后来被取消。此时，我们把它改为ICU专用的实验室，安放血气分析仪等。
1983年12月9日，在曾宪九教授指导下，参照国际先进的学术理念和组织模式，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综合性ICU。曾宪九教授亲自将其命名为“加强医疗科”，1984年初任命我为第一任科主任。
这是北京协和医院老楼15号楼1层的长廊。长廊的左上方挂着一块牌子，“加强医疗科”是曾宪九教授亲自为科室命名。5个大字，赫然入目。如今人去楼空，记忆犹在。套用一位老协和人的一句话：“这条长廊不长，步行几分钟足已。这条长廊很长，ICU就从这里走出来。”
▲1983年，曾宪九教授亲自命名为“加强医疗科”
▲1983年综合性ICU在北京协和医院15号楼1层建立(左，作者；右，马遂)
因为没有正规制定相应的人事编制，从1985年起，ICU分批接受外省市以及军队的进修医师和护士，以补充本院医护人员之不足。护士的短缺是重要问题。进修护士不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不可以值班。1988年进修护士只有3人，能跟班当助手。本院护士的工作很辛苦。北京协和医院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按国际先进学术理念建立的ICU，在中国没有可以借鉴的前例。我们有责任创造条件，不失时机地推进危重病加强医疗的发展。
▲1985年ICU住院医师小组与作者的合影(左一，乔晓溪；左二，马遂；左三，作者)
▲1988年ICU护士小组与作者的合影 (后排左四，作者；后排右三，孙红；后排右五，护士长黄世荣)
▲作者带领进修医师们查房
卫生部指定，分别在1991年、1994年和1995年举办全国培训，向全国传播危重病医学的基本知识，推进ICU的发展。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我理应把这项工作担当起来，并非我有多大学问。我也是初学者，要准备讲义，我必须重温基本知识。当老师，必要时也做学生。
▲1985年解放军进修医师与作者(右二)和马遂(左二)的合影
▲1985年医师、护士及部分进修人员合影(后排右一，孙红；后排右八，护士长黄世荣；前排右六，刘大为)
▲1991年受卫生部指定举办全国培训中心
▲1994年卫生部部属专科医院危重病技术培训班
▲1995年卫生部危重病医学培训中心提高班
注：本文内容节选自《醉心医海——北京协和医院陈德昌回忆录》中的《梦想和创业：我与协和ICU共命运》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