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亲眼去看看病人

       “我把各个病床的指标数据都做了记录，每天查完房，都要对着本子‘发呆’一段时间。”面对新冠肺炎，李太生教授坦言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李太生所说的“发呆”绝不是放空自己，而是定下心来让大脑高速运转。“新冠肺炎是全新的病毒所导致的全新疾病，对它可能引起的变化，我们没有任何准备。因此我必须动用所有的知识储备，不断琢磨、想对策，比对每天的变化，再去调整、验证。”李太生说。

▲ 2020年2月14日，湖北武汉，李太生教授脱下防护服后脸上勒痕明显。环球时报 崔萌摄。

       1月25日疫情发生初期，李太生教授就领衔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症医学科、内科ICU、急诊科、检验科、放射科、药剂科、麻醉科及手术室等近30位专家，讨论形成了《北京协和医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建议方案》。“协和方案”提出的加强医务人员防护培训、强化早期筛查、规范重症治疗等观点，受到业界高度评价，并向全国推广。李太生教授因此代表医院参加了国务院疫情防控工作多部委协调会议并作为专家发言，提出在尚无有效抗病毒药物情况下，可考虑应用免疫球蛋白以及康复期病人血清抗体治疗的方法。

▲2020年1月30日，李太生教授参加国务院疫情防控工作多部委协调会议。《新闻联播》截图。

       “医生的战场就在病人床旁。有些疾病的数据和症状，不到现场根本就不会了解，所以我必须亲眼去看病人。能够到现场，就是来武汉最大的价值。”2月7日，李太生教授作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批驰援湖北国家医疗队队长来到武汉。在武汉连续工作一个多月以来，李太生每天都要进病房，疾病的复杂程度令他整个人一直处于战时的亢奋状态。“新冠肺炎不仅是一种肺炎，它更是一种感染综合征。我们发现重症病人的手指、脚趾，甚至整个脚部都出现紫绀的现象，这已经是弥散性血管凝血的表现了。从外观都能够看到缺血状态，说明脏器一定存在微血栓，甚至可能因此而加速脏器衰竭乃至死亡。”对此，李太生教授提出应尽早实行抗凝治疗的原则，给予低分子肝素治疗。

▲2020年2月14日，湖北武汉，李太生教授正在对病人进行十分危险的“采标”工作。环球时报 崔萌摄。

       在这场与新冠肺炎的遭遇战中，各地医务人员一致的感受是：危重症病人的病情瞬息万变，看起来很平稳、甚至出现好转的病人也有可能突然急转直下。李太生教授认为：“不能被动防御，只有主动出击，才能达到降低病死率的目标。关口前移的关键是找到预警指标。代表免疫功能的淋巴细胞计数和T淋巴细胞亚群的改变，代表肾功能的肌酐、血糖，代表心肌损害的心肌酶谱和肌钙蛋白，炎症指标C反应蛋白等都是重要参考因素，再结合病人的临床表现、年龄、基础疾病等，就能更好地做出预警。”

▲2020年2月14日，湖北武汉，李太生教授查房。环球时报 崔萌摄。

       “当人类遇到新的传染性疾病，没有疫苗、又暂时缺乏有效药物时，靠的是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李太生教授说，“及早、足量地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有望提高病人的免疫力，有可能减少病情转化成危重症甚至导致死亡的概率。”

       一系列原创性策略及措施使北京协和医院对新冠肺炎极危重症病人的“总攻”取得了可喜成果，已经有20多位病人成功脱离危险，转入普通病房。

不是需要尽力，而是拼尽全力

       2003年3月17日，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例SARS病人，就是李太生教授诊断的。当时急诊来了一位发热、喘憋的年轻人。他在看护患病的父亲后出现了症状，而与其父同病房的那名病友，已经死亡。急诊科请来李太生教授会诊，正是李太生教授的诊断意见，开启了协和抗击非典的正面应战。

▲2003年，北京协和医院非典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北京协和医院提供。

       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非典病人，北京协和医院当时组建了“非典筛查诊断专家组”。若是有疑似病人，必须经3位以上专家会诊。在决定“是留还是放”时，要讨论很长时间，找遍所有的依据，精神压力常人难以想象。当时的专家组成员之一王仲无论如何忘不了时任感染内科副主任李太生失声痛哭的场景。“有一天晚上，李太生从医院回来敲我门，进门就和我说：‘王仲，我们医院要是有人被感染了，就是我们的责任。’说着，他的眼泪掉了下来。”王仲从没见过李太生这个样子，他开导自己的多年好友，可李太生坚持说：“我们现在被当作‘专家’，就要对全院负责。不是需要尽力，是拼尽全力！”

       当人们还在讨论北京到底是否是SARS疫区的时候，李太生已经开始对SARS病人的血标本进行T淋巴细胞亚群、尤其是CD4/CD8计数的分析。结果发现，与正常人相比，急性期SARS病人的T淋巴细胞数量显著减少，这一变化甚至早于胸片所提示的明显影像学改变。据此，李太生提出通过T细胞亚群的改变来早期诊断SARS的新型诊断手段。

▲非典时期，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同事合影，李太生（前排左一）。北京协和医院提供。

      2003年4月22日，医院专家组织编写了北京协和医院SARS诊疗指南，主要是治疗方面，核心就是激素使用。“协和的激素使用是六字方针：早期、短程、小量。以后对收治的所有病人，来了就是甲强龙40毫克，最多80毫克，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防止病情变重。”李太生介绍，“后来卫生部召集几个大医院编写国家诊疗指南，主要借鉴广州的基础方案，再让协和根据自己的救治经验修改。讨论的焦点再次聚焦到激素使用。广州使用的是160-320毫克甲强龙，我们已经少了一半了，但是我自己仍旧觉得剂量大。”让李太生至今想起来颇为欣慰的是，协和收治的全部SARS病人中，没有一例发生股骨头坏死。协和医院当年坚持的小剂量激素疗法以及种种科学诊疗的手段等，随着时间的渐渐沉积，愈显出其历久弥新的专业品质和高质量的水准。

       2003年4月27日，国家召开SARS科研攻关小组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宣布启动“我国应用SARS病人恢复期血清治疗重症SARS病人”项目，用被动免疫法来降低SARS的病死率，李太生被任命为该项目的临床负责人。在整个抗击SARS的过程中，他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非典攻关临床科研组组长，同时是科技部、卫生部非典联合攻关小组专家之一。

就是要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果说，奔赴新冠病毒、SARS病毒肆虐的战场是英勇应战，那攻坚艾滋病毒的27年可以说是李太生矢志不渝的人生选择。

▲李太生教授出门诊。北京协和医院提供。

       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王爱霞教授发现我国首例艾滋病人，直到1993年，全国八年累计报告病例仅1300例，这与中国10亿人口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从当时国内情形来看，选择研究艾滋病无疑是选择了“冷门”。但是李太生经过大量的学习和认真的思考，认为从流行病统计学分析看，中国必然要经历一个艾滋病流行的阶段。1993年，李太生受国家教育部委派，来到法国巴黎攻读艾滋病专科医生学位，师从世界著名的艾滋病临床专家卡特拉玛教授和免疫学专家奥特朗教授。

▲ 李太生进行试验操作。北京协和医院提供。

       当时，国际医疗领域认为晚期艾滋病难以医治，李太生凭借临床观察，挑战了实验数据的“权威”，并和导师共同向世界宣布，艾滋病人免疫功能可以重建。多年以后，讲起这段经历，他仍然非常激动和感慨不已：“我是在一个最好的时期进入了这一领域，又在最好的医院里选择了最好的导师。当时大家都急于报告最新的结论。起初三四个月，我们的试验结论与其他实验中心并没有区别。虽然实验室数据没有改观，但是病人的身体状态还是很不错。我们坚持到第9个月时，就发现了艾滋病人淋巴细胞亚群数目开始出现恢复和反弹。这一发现提醒我们，临床与基础医学很重要，坚持独立思考更重要。”

▲艾滋病人淋巴细胞亚群数目随抗病毒治疗时间变化图。李太生提供。

       1999年，李太生被法国授予“优秀外国医师奖——维多利亚雨果奖”，成为首次获得该奖的中国人，成为国际抗艾领域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在博士答辩后仅一周，他谢绝了导师的热情挽留，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工作。置身于协和医院这一沃土，李太生团队仅用了10年时间，便让中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水平与国际比肩。如今，在李太生团队的努力下，中国的抗艾治疗方案成为迄今为止国际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模式。

       2000年后，中国艾滋病感染的报告数量快速上升，病死率达28%，导致人们谈“艾”色变。当时进口药价格昂贵，国产药物以4种仿制药为主，照搬国外指南组成3种方案。李太生回忆：“首批接受国产仿制药免费治疗的艾滋病人中，有四成病人在服药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恶心、肝功损伤等副作用或耐药情况，这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产仿制药质量的怀疑。”关键时刻，李太生团队承接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中国艾滋病病人的抗病毒治疗研究”项目。2006年，他们用科学的数据和精确的临床观察证实，国产仿制药与进口药相比，安全性和疗效完全一致。当时国际研究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3个配伍方案没有好坏之分，但李太生通过研究认为，2号、3号方案在中国艾滋病人中对病毒的抑制程度明显优于1号方案。

▲李太生教授团队开展中国首个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证明国产抗艾药疗效。李太生提供。

       早期抗艾药物毒副作用大，治疗失败率高。“必须找到适合中国人的、可以长期用的、效优价廉的方案。”李太生根据临床经验大胆假设，“通过排兵布阵，对2号在出现副作用时限未到前换为3号方案，从而躲过骨髓抑制副作用的高峰时段。”病人的临床表现和实验数据最直观：2010年至2013年的3年间，参加推广方案的4万名艾滋病人给了李太生一个“感恩的回馈”，2号方案治疗6个月后更换为3号方案长期服用，骨髓抑制的发生率下降了80%，脂肪异常分布几乎看不到了。

       艾滋病药物的副作用和耐药性降低后，艾滋病人预期寿命得到了显著延长，又出现了多脏器、多系统并发症不断增加的问题。李太生团队通过多学科协作诊疗，创建了艾滋病 “中国综合治疗模式”。通过系列大样本、前瞻性的队列研究，解决了临床遇到的一系列治疗难题：首次测算出中国艾滋病人糖尿病发病率、空腹血糖受损率均高于普通人群；报告了中国HIV/AIDS感染人群中14.6%合并乙肝病毒感染，但高共感染率并未影响到目前国产一线药物的疗效和肝毒性；发现HIV相关痴呆与脑血管弹性改变相关……

▲在国家传染病专项“十二五”支持下，创建艾滋病中国“综合治疗模式”。李太生提供。

       目前，李太生团队建立的艾滋病综合诊疗“协和模式”，使病人服药依从性提升至99.2％，显著高于国际理想服药的依从性水平（95.0％），病人的机会感染率由治疗前的28.7％降至1.8％，年病死率低于1％，达世界领先水平。

       “科学研究就得追求原创。做前人没做过的，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更有意义。”李太生是这样想的，更是这么做的。

       在武汉的重症病房，对新冠肺炎治疗的协和方案还在不断调整、优化，李太生教授的大脑依然在高速运转。2003年参与过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许多人再次踏上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场。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不少是当年非典战场上医护人员的子女和学生。大家又一次成为战友，向这场重大传染病疫情发起挑战。

       1969年，美国军医署长威廉·斯图尔特（William H Stewart)曾说过：“或许我们应该合上感染性疾病的教科书了。”如今看来，病原微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还将长久伴随人类文明史。正是在无数像李太生教授一样的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下，人类才能逐步揭开疾病的谜团，用科学的光芒照亮未来的道路。

       李太生教授坦言：“地球本是微生物的世界，人类才是入侵者；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要敬畏自然、与微生物和平共存。”

参考资料

[1] 董长喜、张健.  专访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在抗疫红区跟死神抢人，能救一个是一个.生命时报，2020-3-5(1)

[2] 江琳.  李太生:就要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人民日报，2017-4-26

[3] SARS改变的中国,  十年：一场灾害的全记录.三联生活周刊，2013(10)

[4]王仲.SARS故事13:如果有人被感染就是咱俩的责任呀.新浪博客，2013-3-18

[5]段文利、陈媛.留法博士李太生：向艾滋病SARS挑战的中国人，健康报，200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