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初，上海阴冷多雨的冬天似乎过去了，Joanne 和我到徐家汇，路过文定路上的一所小学，围墙上赫然书着“汇师小学•陈敏章”。
Joanne是陈敏章1978年最早的五个入室弟子之一。我不是陈敏章的弟子，但是在协和多年也蒙受陈敏章的教诲。1973年在病房里请陈敏章会诊时，我向他报告过病例；内科大查房时，回答过他的提问。1981年研究生毕业时，陈敏章被邀请担任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答辩会前，他问了我许多有关乙型肝炎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研究的问题。答辩中，他的提问也给了我阐述对课题认识的机会。在内科的许多查房和学术活动中，可能我也给陈敏章留下了印象。我1987年1月在美国做WHO 的Fellow中途回国，曾到卫生部去拜访过他。
陈敏章生病后，Joanne和我在美国一直关注着他的病情。陈敏章去世前两星期，我们在协和的同学去看望他，他问，“方国栋、 周志超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个话传到我耳里，虽然已经是陈敏章去世后的好几年，但是听到后我仍然热泪盈眶, 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几年前，Joanne和我回上海时，去福寿园为我母亲扫墓，偶然发现陈敏章的墓地，让我们心潮起伏。祭拜中，看到墓碑反面赵朴初为他写的悼词：“‘严肃地对待自己，认真地对待事，忠诚地对待人’，这是二千五百年前我国一位哲人的嘉言，敏章同志足以当之无愧。他的德范永垂不朽。”赵朴初的悼词是陈敏章一生最好的写照。
陈敏章生前最后给人写的一幅字是“认真做事、宽厚待人”。人们赞誊他是一位热爱医学事业并有突出专业成就的好医生，一位任部长以后每年大年初一都回医院看望病人和同事的好领导，一位可以交流思想、探讨问题的好师长、好朋友。
好医生、好老师、好人、好官，陈敏章永远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