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电话铃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正待发火，一位女士先向我道歉，然后说，“你们的张之南老师，于数日前病逝……”这真是晴天霹雳！几年前就听说他已经将协和血液科主任的位置交给了后起的年轻人，专心于著书立说，现在竟撒手人寰……这消息是如此的震惊！只要他还活着，就会有成千上万的疑难血液病患者获得新生。
    张之南老师是我们全体同学最热爱的老师。他治学严谨，是中国少有的血液病专家。如果说中国南方的血液病疑难病人，最终会集中于上海和广州的著名医院，那么中国中原和北方地区的血液病疑难病人，最终就集中到北京协和医院，集中到他的手里。中国医疗系统的金字塔形结构，使张之南教授积累了最为丰富的诊治血液病的临床经验。这位电告我噩耗的女士，就是其中一位被张之南老师挽救成功的一位病人。她也是一位在美国的留学生。前几年在心血管会议中，我认识了她。她告诉我，她可能不久于人世。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诊断她为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美国的治疗虽然有效，但是仍然反复发作，未能根治，任何一个突然的感染，就会让她离开人间。我建议她回国找张之南老师看看，或许有救。不能说中国治疗血液病的平均水平优于美国，但是中国的血液病专家处理过最多的血液疑难病，临床经验最丰富。
    张之南的外号叫“金钥匙”，这个称号缘于他在老协和时期获得的一项荣誉。他在解放前考入协和医学院，连续三年的基础课程全优，解放后进入临床训练，师从血液病专家张安教授。按照老协和的规矩，三年全优的学生会被奖励一把黄金打造的钥匙，寓意打开医学的大门。解放后，卫生部号召西医兼学中医，举办了协和医院系统及医学科学院所属单位的中医学习班。张的记忆力惊人，理解力极强，过目不忘。许多协和的著名西医教授，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力图将中医的概念用现代医学来解释。而张之南却坚持学习中医的原有理论。卫生部为了检查西医学习中医的效果，举办了全医学科学院的中医学习班的期末大考。参加考试的人，包括西医学习中医的学员、教授、专家，也包括专业的中医师和老中医。考试的结果却令人唏嘘，最高分又是由“金钥匙”张之南获得。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班抢到了张之南老师为我们全天开课。文革耽误了两年的学习，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原来的教学进程谈何容易。为了加快进度。他提出了采用西方医学教育家威廉•奥斯勒的教学法——床边教学，即把医疗实践放在首位的教学方法。在半年的时间里。他让我们亲眼见到了大多数的各类疾患，从诊断到处理原则。有一次门诊实习，一个身材结实、上肢粗大的年轻人来到了我的诊室，病人抱怨肌肉无力。张之南老师看出了我的窘境，立即叫所有同学停下手中的工作，都集中到我的诊室来，由他给我们做了一堂“重症肌无力”的讲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病房实习中，血液病人都要经过他的亲自检查和处理。他事事都亲力亲为，从获取骨髓、制作骨髓涂片，到显微镜观察，都一丝不苟。病人出院的时候，他都会开上几付中药，嘱其何时和何种情况下服用哪一付药。由于他治疗的血液病人的效果比国内其他人的治疗效果好，卫生部嘱其撰写血液病专著。
    当我们快要离开学校，奔赴祖国大西北的山区、农村和草原的离别时刻，他鼓励我们在实践中学习，向病人学习，向基层医生们学习。张老师告诉我们，那里基本上没有西医，有的就是农村的祖传中医。不要看不起他们，他们比我们更有临床经验。几千年的农村医疗服务，都是他们完成的。
    十年以后，第一届研究生招考。我们又考回了母校。报到的时候，听说张之南老师在中央派往四川简阳的医疗队里发生了胃部大出血，卫生部立即派飞机将他接回北京，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我们一行人去八楼病房探望他。他卷曲上身，目光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移过，念叨说“该回来的，都回来啦！该回来的，都回来啦……”他居然还能记得我们这些从大西北回来的学生。
    出国的时候，他见到我们每一个准备出国深造的同学，仍然嘱咐我们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他的离去，给我们带来的悲痛是难以形容的。他所倡导的“床边教学”和“在实践中学习”，成为我们永远的遵循。

一名留美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