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普外科教授Kevin.Roggin合影
在芝大医学中心的Mitchell Hospital前
蓝天、白云、碧水、高厦……一望无际的密歇根湖水之滨，坐落着全美第5、世界前10的著名学府——芝加哥大学。这里见证了世界第一个核反应堆“芝加哥1号”的建成，记录了奥巴马就职美国总统前校园任教的青葱岁月，也走出了包括杨振宁、费米、沃森等92位诺奖获得者在内的诸多科学及人文大师。金秋十月，我们8名住院医师飞抵“风城”，受邀于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UChicago Medicine）进行了为期8天的参观学习。
芝大医学中心是美国排名前10的医学院——芝大普利兹克医学院(Pritzker School of Medicine)的教学医院，拥有开放床位800余张，年住院病人量近3万人次。置身于这座全美顶尖的医学殿堂，我感受到的不仅是高级的设备、先进的技术，更有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以及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时刻展现的人文情怀。无论在病房还是门诊，无论医生还是护士，一切医疗行为都以颇为正式却又轻松的自我介绍开始：“XX先生/女士，很高兴见到您，我是XX，在这里已经工作XX年了。接下来我将对您进行XX，可能会有一点不适，但请不要紧张，感谢您的配合。”医患间良好的氛围与信任的纽带就在这短短几秒的语言和眼神交流中得以建立。每天清晨，查房医师进入病房后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病情或查体，而是握紧患者的手，像老友一样寒暄。我清楚地记得参观的第一台手术病例，在麻醉准备间，包括外科医师、麻醉医师和手术室护士在内的几乎整个团队围绕在病床周围，主治医师紧握着患者的手，平静却充满信心地说，“You’re ready for that? Let’s do it together， my friend!”然后一行人共同将患者推入手术间，留给家属一个坚定的微笑。相同的故事在这所医院里一遍又一遍上演，尽管只是一名旁观者，但我依然能感受到自己内心一次次的震撼与感动，也不由得反思：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无数次面对同样的场景，我是不是也能像他们一样，在药物和手术之外，再给予我的患者多一点信心与安慰？也许是一句言语，也许是一次握手、一个拥抱，或是一点耐心，我是不是也能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有温度的医者，而不只是冰冷的手术匠？
优秀的医者，品格并非与生俱来。医德培养、医患沟通同临床知识与技能一道，在美国的医学教育体系里贯穿始终。也正缘于此，我深切地体会到美国医学生在同病人交流时由内而外所散发出的成熟与自信。无论是独立交流，还是在上级医师一旁辅助，他们毫不避讳自己“医学生”的身份，往往在自我介绍时就清楚地告诉患者，自己来自哪所大学，第几年在读。而美国普通民众对医学教育也有着极高的认可和接纳度。面对医学生他们没有丝毫的不屑或是质疑，反而言语和神情中充满了赞叹与鼓励，在问诊、查体和查房等医疗活动中也是全力配合。回想许多年前我在实习的时候，因不自信而不敢向患者表明自己“医学生”的身份；也记得曾一起实习的小伙伴因为“医学生”的身份被患者拒绝为其拆线。毕业至今，工牌由“横牌”变为代表正式职工的“竖牌”，在协和四年的工作经历让我不断成长，也终于能够自信从容地面对各种各样的病人与家属。碰到过一些颇为“聪明”或是多次入院的“老”病人，在病房指着我对护士说道：“能不能让这位‘竖牌’的大夫管我呀”。曾经以为这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现在回想起来却心情复杂。中美医疗的差异不仅仅在于理念、设备、技术、病人数量及医疗资源的分布，更在于中美两国社会与民众对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截然不同的态度。而在中国，这种态度的转变需要包括医生、医学生、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媒体以及普通百姓在内的所有国人长期不懈的努力；从理解到接纳再到支持，注定任重而道远。
医学是一门极为复杂的学科，包含了情感、伦理、社会与法律等诸多人文因素。但医学归根结底是一门科学，有着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无法违背的客观与严谨性。而在芝大医学中心，我深刻地理解了这一内涵：无论我们在医患沟通的过程中投入了多少感情，运用了多少技巧，每当回到疾病本身，人文因素绝不能影响对病情的判断，更不能影响诊疗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Steven是一名63岁的胰腺癌患者，合并肺纤维化、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等诸多内科情况。CT检查示肿瘤向胰头周边侵袭，包绕部分肠系膜上静脉及其与脾静脉汇合处，为交界性可切除（borderline resectable）。由于对全身化疗难以耐受，手术成了接下来唯一可能的办法。腹部外科主任Posner教授与Steven一家熟识多年。尽管他清楚肿瘤切除难度大，且预后可能不佳，但还是制定了详尽的手术策略，想为这位老朋友再“搏一把”。手术当天的那个早晨，医护人员和家人围绕在Steven的身边，握手、祈祷；然后将他推入手术室，麻醉、开腹。所有情节似乎都像预想的一样展开。然而随着手术的进行，Posner教授在远离肿瘤的脾动脉旁发现并切除了一枚异常淋巴结，术中冰冻回报：淋巴结转移癌。心中百般遗憾和不甘，但远处转移的事实还是让Posner不得不作出终止手术的决定。他在手术记录中这样写道：At this point in time, I decided to abort the resection procedure,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I thought he would have very limited benefits but many difficulties with standing the post-operative procedures if the resection was completed. 同样的故事第二天再次上演：一位拟行根治术的食管癌患者，因术中冰冻证实了一处肝转移灶而致使手术终止。
作为医生，职业的天性总是让我们想方设法为病人多做一点事情。机械通气、体外循环、机器人手术……现代医学的进步也的确使得医生能做到的比以前更多。但是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我们去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它真的能让病人获益？还是源于医生内心救死扶伤的精神归宿？抑或是来自家属的企盼、甚至压力？我想，面对特定的病人或特定的病程时，抛开情感坚守原则，敢于“放弃”，或许才是正确的选择。
在芝大医学中心做住院医是忙碌的。每天清晨6：00到病房，查看自己主管的患者，收集生命体征、引流、化验等数据。6：30跟随上级医师统一查房，处理医嘱。之后便进入麻醉间和手术间进行准备，大部分手术于8：00前开台。没有手术的时候，他们会跟随主治或教授在门诊学习，负责接诊、汇报，以及开具医嘱等工作。参观期间我努力跟随他们“朝六晚不定”的节奏，一整天下来确实疲惫不堪。
在芝大医学中心做住院医也是幸福的。这里有良好的教学传统，每周都会安排多样的教学活动，包括针对不同年级医学生或住院医的小讲课、临床病例讨论、肿瘤专题会议以及动物/模拟操作培训等。上级医师也都有很强的教学意识，每每在住院医师汇报病历之后，他们总会问一句“What do you think”，启发大家分析、判断并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而非只是机械的采集和复述。在这里，第二年住院医就已经能够主刀穿孔修补、胆囊切除等简单手术，第三年住院医和总住院医师则能够在教授的辅助下完成胃大部切除、肠切除/吻合、脾切除、胰体尾切除等普外科常规手术以及Whipple、食管癌根治术等一些复杂手术的非关键步骤。尽管每天辛苦地学习、工作，经常没有固定的吃饭和休息时间，但我从未在他们的言语或神情中读到一丝抱怨或者焦虑。奔波于病房、手术室和门诊之间，虽然忙碌却又充满自信与激情，因为他们看得到自己每一天的进步，也看得清前方的路。这样积极的状态着实让我羡慕，也感染着他们身边包括患者在内的每一个人。
在芝大医学中心参观学习的最后一天，我们应邀出席了由张抒扬副院长和芝大医学中心O'Keefe院长共同主持的“协和—芝大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幸运地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在医院的不懈努力下，未来将有更多面向不同年资、不同岗位的交流项目，将有更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来到芝大，亲身感受“The forefront of medicine”。相信协和乃至中国的住院医师和住培体系能随着这样的交流不断提升和完善，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