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3日，院友会一行来到小汤山探望协和妇产科老前辈林崧教授之子林永烈先生。先生是著名野生动物学家，曾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任职，今年80岁了，但精神矍铄，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后一直站在门口迎接。夫人张新荣，端庄大方，热情周到。在两小时的交谈中，林老思路清晰，声音洪亮。从小时候听父母讲起的协和趣事聊到他们全家与协和医院及妇产科的深厚情缘。为了让我们不虚此行，林老还特意给他的弟弟打电话核实了父亲的许多工作生活细节，认真整理了一个文件资料夹，将文字、照片及邮票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插放和页码标注，中文为主，英文为辅。随着林老绘声绘色的讲述，林崧老前辈的传奇经历，老协和的“公用邮票”及“公用铅笔”的故事，铁柜保管、洗衣制度等一个个故事生动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老协和的“双料”大家

    林崧（1905年—1999年），福建莆田人，早年受家庭影响，对科学感兴趣。192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2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深受妇产科主任Maxwell赏识，毕业后留在妇产科工作。1933—1935年任妇产科住院总医师，1936年赴德国莱比锡医科大学和柏林大学妇产科学院学习妇科病理，后去美国明尼苏达、纽约、巴尔的摩、波士顿及加拿大魁北克等城市医学院做访问学者。1942年初协和关闭后，林崧与卞万年、金显宅、卞学鉴、施锡恩、林必锦、关颂凯等一起到天津创办恩光医院(新中国成立后与几家医院合并组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之后一直在天津工作。
    林崧是我国妇产科病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所著的《妇产科病理学》是妇产科病理学的奠基之作。邓颖超同志生前在天津会见林崧时，赞扬他说：“您为中国妇女服务，是林巧稚之后最好的妇科医生，我感激您，全国妇女感激您”。
    林崧还是著名的大集邮家。他的集邮生涯始于1936年公费出国留学英、美、加拿大、日本等时对这一方寸之物产生的强烈兴趣。他一生生活简朴，为人低调，清廉自守，执迷于集邮60多年，工资全用来买邮票，几十年来收集了大量清代、民国、解放区和新中国的邮票，所集邮品中稀世孤品、精品及珍品极为丰富。新中国集邮史上第一部代表中国参加国际集邮展览的邮集就出自他的收藏，而且第一次参赛就获得了大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多次代表我国参加国际邮展，并屡屡获得金、银大奖，蜚声国内外。1999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世界邮展上，他的藏品《华北解放区邮票》引起国际集邮界的极大轰动，并一举夺得传统类邮集的金奖。
    然而林崧集邮与中国众集邮家中多为邮商不同，喜欢研究邮票史，只买不卖。很多人慕名前来，持邮票请林崧鉴定价值，他说：“邮票值不值钱我不知道，我只关心它的历史和欣赏价值”。林崧去世前将他价值连城的邮票全部捐给了国家，一张都没留给子女。1999年12月6日林崧逝世后，他的家人将他生前部分获奖奖杯、证书及塑像、集邮用品等20件遗物捐赠给了天津邮政博物馆。天津市集邮协会、市集邮公司为纪念林崧特发行纪念封。

    一生一巨著

    林崧教授有5位子女，其中4位为林巧稚大夫亲自接生，林永烈在家中排行老三。时年仅5、6岁的林永烈清楚地记得1942年协和关门前的情景，“日本兵站在协和门口把守，只允许医护人员带走私人物品。父亲在医院没别的，就是一些书和从30年代起开始收集的一些切片，这是他最宝贵的东西。父亲把我带到医院帮忙，我把书打开，父亲将切片一片一片塞到书里，再把书一本一本拿绳捆起来，并用蜡封好，这样就可以拿出去。后来写《妇产科病理学》用的很多资料就是这么带出来的。”
    协和复院后，林巧稚写信邀请林崧回妇产科。但天津事情很多，百废待兴，林崧决定继续留在天津工作。他一生热爱临床、教学，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以身作则，不断开拓探索，为我国妇产科病理学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位而倾注毕生精力。
    毕生完成《妇产科病理学》一书是林崧一生最大的愿望，林巧稚非常支持他，并亲自撰写前言。他在钟爱的病理事业中长期积累、搜集了大批典型病例、资料、病理切片幻灯片、照片，很早就开始写作。这部长达80万字和800余幅照片的巨著，终于在1986年出版问世，成为我国妇产科病理学的奠基之作，不仅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也是亚洲唯一的妇产科病理学专著，一举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林永烈捐赠打孔邮票及首日封

    带有“PUMC” 打孔字母的“公用邮票”

    拜访林老此行，我们收获了一个特别的礼物。林老代表全家向我院捐赠了一枚由林崧教授精心收藏的老协和邮票。这枚邮票的图案是国父中山先生的肖像，正下方印有“中华民国邮政”字样，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票面上带有“PUMC”的打孔字母。
    正当我们好奇地猜测时，林老给我们娓娓道来。原来这是一枚协和在二十世纪30年代使用的“公用邮票”，一直到1942年初关门时才停止使用。职员因工作用途可从科室领取邮票，经收发室审核后才能发走信件。如果一旦发现私人挪用，将严格处罚。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组织或企业在其公用邮票上打上公司标识的孔洞的做法在西方国家非常普遍，目的是以防止私人挪作他用。西班牙在1854年7月首先发行了公事邮票，这套邮票是用黑色印在各种颜色的纸张上，都带有盾形国徽，邮票无面值。1931年由美占菲律宾发行的快递公事邮票，是在快递邮票上加盖“公事”的英文缩写“O.B”字样。林老说：“当时很多美国政府机构也都采用这种办法，我工作的美国国家博物馆的公用信封上就写着：凡作私用，罚款500美元。这可是一笔巨额罚款啊！”
    林老回忆说：“协和人不占公家一点便宜，哪怕是一根铅笔都不会拿回家使。当时协和的铅笔上都印有PUMC的字样，要求不能带出办公室，下班回家后若还要工作只能用自己的笔。如果被人看到非工作时间使用带有PUMC字样的东西，就觉得再也没脸见人了！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清洁制度：一件衣服一个号

    林老回忆说，老协和的工作人员并不多，但工作却井井有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老协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所有员工都按规章制度办事。
    在老协和的家政科档案里，有一套人事管理和清洁流程的规定，对什么地方用肥皂水、用多少浓度的都有详细规定。负责人订出排班表，给每个工友定时、定点、定任务，并以严格的标准加以监督考察。当时协和医院的清洁卫生闻名全国，家政科的海丝典护士长还曾专门写过一本清洁管理的小书，很有参考价值。
    协和的洗衣房有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每人衣服上都有一个号码，按时送洗，衣服洗完后，要先送被服处检查，扣子掉了给补上，有小破处补好，破得太大才换新的。污染的和洗净的被服分别从不同通道送取，绝不允许把病人换下来的衣被在病房地上抖开清点，而是装入污衣袋。遇有破旧的被服，由缝纫室修补或改制它用，即使是大小便失禁病人使用过的褥垫、丁字带、尿布等，也绝不随意浪费。
    全院的房屋水电管理更是出色，从未听说“长流水”和“长明灯”的情况。再如保卫制度,那时学生在走廊里都有一个铁柜，用来存放衣服书籍等，要求随时锁好。规定夜班值班人员一定要把每一个柜子的门把拧一下，如果发现没锁好，就把里面的东西取走，第二天上交主管部门。粗心的学生领东西时，当然免不了挨骂。由于这种严密的保卫制度，老协和几乎从未发生过重大失窃案件。

小邮票里的大情怀

    编辑完稿，合上电脑，和衣而卧，辗转反侧，无以成眠。眼前挥不去的是那张老协和的打孔邮票。小小邮票，普普通通，简简单单，折射出的却是老协和先进管理理念之精妙，这让我不由想到：
    第一、老协和总能将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办法率先应用到自身的医院管理中，二十世纪30年代启用的 “PUMC”打孔邮票就是再好不过的例证。由美占菲律宾发行的快递公事邮票最早出现也是在1931年。
    第二，老协和能对一张邮票、一根铅笔乃至一件被服做到有标识、有代号，这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条形码追踪系统的雏形。在数字化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对纱布、手套、帽子这样一些耗材的管理是不是可以借鉴这一办法，把节约的宏观理念做到具体而微呢？用现在时髦的话叫“精细化”。
    第三，老协和的前辈们“如果被人看到非工作时间使用带有PUMC字样的东西，就觉得再也没脸见人了！”，这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实现精细化管理，建立制度是基础，执行到位是目标，而如果制度的文字能够内化升腾成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时刻加以自我规范和约束，这便成了价值观，有了情怀。
    “老协和”时间跨度不长，1917年至1951年。但却以高标准、高起点和高要求著称，建立的很多规章制度和采取的工作方法都为全国医疗机构所效仿，为中国现代医院管理树立了楷模。而这些好的传统和做法正通过一代又一代协和人的言传身教传承下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在协和工作的人。
    今天，在“中国梦”的大背景下，协和人鼓满风帆，提出“我们的协和梦”就是在百年之际重回建院之初的学术巅峰地位。厉行勤俭节约又被列为今年三项重点工作之首。医改的时代要求，协和的发展重任，迫切需要我们当代协和人励精图治、再接再厉，传承传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旦遇到了难题，我们不妨回头，向老祖宗要点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讲，林永烈老师赠与我们的与其说是一个邮票的珍品，不如说是一种价值期许，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