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他说过，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学术研究，二是造就人才。“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认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所以，清华大学对师资队伍的遴选和聘请非常严格，对教学质量要求很高，清华的学生也很辛苦。当年清华学生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考试公正，没有补考。梅贻琦先生这几句名言，至今仍为教育界所推崇。
    西南联大：苦难中崛起的民族脊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至长沙，1938年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整整度过了8年。这是保留火种的一代壮举，谱写了中国大学历史上一曲悲壮之歌。
    当时条件很差，学校以昆明市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校舍、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只有食堂、图书馆为砖木结构。条件虽艰苦，但却造就了很多人才。联大师生担任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有27人，后来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15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学生中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人获得诺贝尔奖，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4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共834人。
    关于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有人总结为“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完好的教育方式，有一位好校长，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师资，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该校坚持“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集中了著名教授300余人，都是各学科、各专业的顶级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吴有训、梁思成、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和钱钟书等。实行“校长负责制”，由梅贻琦校长主政。西南联大的历史代表着一种精神。
    台湾大学：最担心每科都拿第一的学生
    自古以来，考试被公认为考核和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然而，考试也会出现多方面的问题。一位台湾大学教授写道：“在台大教学18年，我最担心的学生是每一科都拿第一名的传统好学生”。考试追求好成绩有什么不对吗？教授讲了一则故事。台大一名学生从高中到大学，考试成绩漂亮，金榜题名，是“书卷奖”得主。随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每个科目都拿A，真是不容易的好成绩。然而，他碰到一门必修的重要课程，上了几个月后退出了。美国同学和老师觉得不可思议。第二年，他再度选这门必修课，加倍努力，却仅拿到了一个B。这是他第一次拿到一个不是A的成绩。原来，这位学生最初不敢攻读这门必修的重要课程的原因是怕拿不到A。后来果真拿到了B，他很沮丧。去面见美国指导教授，他抬不起头来。美国教授泰然地说：“从今日起，你再也不必为拿A而读书，你总算可以大胆去做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了。”
    那么，什么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答曰：“去犯错和创新。借着课本教你的基础，去犯错误，尝试创新。这才是有价值的”。这是美国教授教给这位台大学生最珍贵的一课，也许是在我国一般大学里不能教给学生的。
    要做科学研究。研究如同探索一个无底洞，回报比较慢，有风险，更是大挑战，但这才是真正的学习过程。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就是要不断寻求突破，继续为下一代积累新知，以创新造福人类。这才是追求知识的本质。
    传统好学生“怕输”，背后更深的原因是怕没面子，形成保守的心态。欧洲学生，敢说出口，能发现真正有兴趣的问题，台湾去的学生怕被别人笑。我们的升学制度，游戏规则就是“谁会考试，谁就是赢家。”应试教学把课堂和业余时间课程排得满满的，不需要学生提问题，压制了创新思维。据报道，有的中学采取极端的做法，用工业生产管理方式，把学生放在“生产线”上加工训练。允许这样的学校存在，并且推上“封神之路”，说明教育界有些人认识混乱。创新思维和学术激情都需要培养。
    协和医院：传授着一种精神
    研究学术，造就人才,是协和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记得赵玉沛院长曾说：“协和医院并不是全国历史最悠久的医院，却是建院起点最高的医院”。建校伊始，协和通过引进美国的医学教育模式，组建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培养医学精英，使协和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刘士豪、张庆松和冯应琨等一代学术精英和科主任成为中流砥柱，对全国医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协和同样倡导“师资为第一要素”。“协和三宝”之一的教授，特别是科主任，是国内学科领跑人。党委和院领导就是要从领导层面把协和师资队伍打造好，带领好。
    我就是在协和上了最珍贵的一堂课。1964年，我从上海奉调进入协和，时任外科主任曾宪九教授是我的导师。曾主任十分重视临床实践。他告诫我们，“临床”（bed-side）指的是病人的床边，虽然添置了多种床边监测设备，有了现代影像学检查和多种实验室检验，但不能替代对病人的直接观察，同时要充分利用外科手术探察的有利条件。对疑难病人，他总是很耐心地在床边询问病史和做体检，这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临床思维的示教。
    曾主任具有敏锐的前瞻性思维，清楚地认识到基础医学对外科学发展的作用。作为一位外科学家，他大力倡导外科临床与基础医学研究相结合，独树一帜地创建外科代谢实验室，并撰文呼吁更多的医学院校建立外科实验室。曾主任从临床上发现问题，提到基础医学理论水平去探索，把基础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应用到临床中，以推动外科学根本性的发展。曾宪九教授用毕生的精力，为他的学术信念勤奋工作。他是勇敢的实践者，小心的求证者。在那个历史时期，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曾宪九教授无疑是独领风骚者。他的构思和设计，推动了协和医院外科的学科建设，形成了传统和凝聚力。2002年协和医院获得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都是曾宪九教授学术理念的成果。
    启蒙教育是启发、交流，不是灌输。曾主任经常向学生提问题，启发他们对疑难问题进行思考，他不会首先拿出问题的答案，而是允许学生发表错误的意见。曾主任不固执已见，他的脑筋灵活。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科学研究很复杂，没人能一目了然，永远正确。
    对待科学研究和做学问，曾主任是一位诚实的人，这就是为人师表。老师教给学生的知识总是有限的，而教会学生提问题，去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教会学生懂得如何做学问，寻求科学真理，这才是造就人才。我之所以选择危重症医学，就是受到曾主任学术理念的影响，是曾主任启蒙教育的结果。
    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从小学到大学，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总是教我读好书，考个好成绩，上个好学校，毕业后找个好工作。那个阶段，几乎没有人告诉我，如果在现实的人生中，遇到种种挫折或者磨难，我怎么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曾主任“靠边站”，不能进病房和手术室。有一天，他突然问我：“现在外科里程碑的进展是什么？”我大吃一惊。尽管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不埋怨，不气馁，仍坚守着他的学术信念。曾主任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他的全部研究成果都是在国内完成的。他爱国，也爱协和。曾主任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跌倒了，要爬起来”。他的话我听进去了。协和传授着一种精神，让我在迷惘的日子里，多了一份力量。虽然我有缺点，但我自信，能够为国家做些有益的工作。我还年轻，应该振作起来，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是我的导师曾宪九教授留给我的最珍贵的一份遗产。师恩永难忘！
    今天，我们需要理性地对待协和医院近百年来的历史和传统。协和的教授，特别是科主任，肩负着传承协和历史的使命，对传承“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的传统以及对协和未来的开拓和创新负有责任。种子要是撒在水里就流失了。协和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根在协和，把协和建设好，是我们的责任。我将学习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大家一起共同进步。